❶ 用歷史的角度分析余華的《活著》
讀過余華小說的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平凡的故事正在講述，說不定哪就會出現血腥、出現死亡、出現你絕對意想不到的悲慘情節。如果說在他的短篇作品中出現這樣的冷酷筆調，人們還能勉強接受，那麼在一部長篇小說中，當故事進行到了最後，主人公離奇死亡，哪怕是順理成章，讀者似乎也是再怎麼勉強也難以接受的。比如《兄弟》這部長篇小說。宋剛的慘死無疑是一個悲劇，這是每個讀者都能理解的，而李光頭的飛黃騰達呢？這，無疑也是一出悲劇。兄弟二人性格迥異，導致了日後生活上的絕對反差，善良者為生活所迫，最終慘死，邪惡者偷奸取巧，竟成億萬富翁。這樣的結局安排其實是很老套的，翻開明清小說，大凡以「反抗專制」為主題的悲劇作品，多以「良善者受欺、邪惡者發達」為終點，目的很簡單：強化作品的悲劇色彩，加大作品的批判力度。余華的《兄弟》總體上走得也是這一套路，所不同的是，這樣一種思想的表達，摻入了更多、更復雜的關系，倘若單以「批評」二字來加以概括，那麼也未免太小看余華了。無數的創作表明，真正能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絕不會是「就事論事」「有一說一」的。如果《紅樓夢》單是講兒女私情、家常里短，那麼它是斷無傳世之可能的。
余華作品看似平淡，但卻內含深刻，奉之以「微言大義」，似乎也未嘗不可。以往對余華作品主題的評論多喜歡用「人性」的說法來加以詮釋生發，這自然有其道理，但一種固定的說法顯然不足以涵蓋所有。而且在我個人的閱讀習慣中，也挺反感那種故弄玄系的概念。「人性」到底該作何解，其實是很難說清的。私下裡摒棄了「人性」方面的開掘，我以為余華作品更多的是在述說個人與外部世界的復雜關系。在這種種關系的作用下，偶爾也會出現「個人的勝利」，然而這也只是一種「暫時的幸福瞬間」，隨著時事的變遷，情節的推進，個人的存在終會屈服於殘酷的外部世界，從而完成一出出「現實的悲劇」。
余華的文字向以冷酷著稱，平凡中蘊藏著離奇，淡漠中內含著火熱。這樣的創作特點幾乎是他每部作品都有所體現的，而尤以《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這兩部作品為代表。小說《活著》被張藝謀搬上了銀幕，演員葛優也因在這部影片中的絕佳表現而榮膺戛納影帝。作品的時間跨度幾近四十年，所敘之事無非是一個人的時代命運。解放前的紈絝放盪，家道中落後的窘迫悲涼，特殊年代裡的身不由己，特別是發生在主人公身邊的死亡，更是讓人動容。親人的亡故，讓福貴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打擊，而在各種災難來臨之際，他又總是那唯一倖免的人。這種「幸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不幸」。尤其是在晚年，妻子、兒子、女兒、女婿、外孫，相繼離他而去，而且那死亡的方式無不觸目驚心。到最後，陪在福貴身邊的只有一頭也叫「福貴」的老黃牛。此刻，他和老黃牛真正地融為了一體，命運的捉弄使這出「人間悲劇」完全升華了。電影《活著》在很大程度上對原著作了修改，最後的結局還是給觀眾留下了希望。相比較而言，原作的震撼程度是無法以電影的形式加以展現的。
平淡的敘述、平淡的語言，余華用自己的方式將一塊普普通通的豆腐翻炒出了人生的百味。火熱的年代、激烈的沖突，在通過個人經歷得以展現的過程中，我們分明看到了余華那深藏著的熱烈與摯愛！
❷ 比較分析莫言和余華小說的不同藝術特色
莫言和余華小說的不同藝術特色主要體現在敘事風格、語言運用和主題表達三個方面。
首先，在敘事風格上，莫言常常採用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將現實與幻想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構建出一個既奇特又富有象徵意義的世界。例如，《紅高粱家族》中，他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超現實描繪，展現了人性的復雜與矛盾。相比之下，余華更傾向於寫實主義，他的小說以冷靜、客觀的筆觸刻畫現實生活，揭示人性的真相。在《活著》中，他通過對主人公福貴一家悲劇命運的描寫，表達了人在苦難面前的無奈與堅韌。
其次，在語言運用上，莫言的文字豐富、生動，善於運用鄉土語言和各種修辭手法，形成獨特的地域文化和民間氣息。比如《檀香刑》中，他運用了大量的方言和民間戲曲元素，使得小說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而余華的語言則更為簡練、質朴，他善於用平實的文字表達深刻的情感與思想。在《許三觀賣血記》中，他以簡潔的筆觸描繪了許三觀賣血的生活經歷，展現了底層人民的艱辛與掙扎。
最後，在主題表達上，莫言的小說往往聚焦於歷史、文化和人性的復雜關系，通過講述一個個充滿奇幻色彩的故事，表達對生命、愛情、死亡等永恆主題的深刻思考。而余華的小說則更關注現實生活中的苦難與救贖，他通過對人物命運的細膩刻畫，揭示出人性的光輝與陰暗。
綜上所述，莫言和余華小說的藝術特色各有千秋。莫言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豐富的語言和深刻的歷史文化思考著稱；而余華則以寫實主義的筆觸、質朴的語言和對現實生活的敏銳洞察聞名。兩位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現了高超的藝術才華和深刻的人文關懷，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❸ 舉例說明先鋒小說的創作特點（余華、蘇童、格非等）
以下是我們中文系的期末考試答案，是自己根據教材總結的，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1、在文化上表現為對舊有意義模式的反叛和消解，作家的創作已不再具有明確的主題指向和社會責任感。如馬原的小說《疊紙鶴的三種方法》，涉及到了一樁刑事案件，但作者並沒有譴責什麼，也沒有發人深省的議論。
2、在文學觀念上顛覆了舊有的真實觀，一方面放棄對歷史真實和歷史本質的追尋，另一方面放棄對現實的真實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如馬原的小說《虛構》，記敘其進入瑪曲村的時間是5月3日，過了七天，離開的時間竟是5月4日。先鋒小說拆除了真實與虛構的界線。
3、文本特徵上體現為敘述游戲，更加平面化，結構上更為散亂、破碎，文本意義的消解也導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趨於符號化，性格沒有深度，放棄象徵等意義模式，通常使用戲擬、反諷等寫作策略。如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敘述了幾個互不關聯的「西藏故事」，故事既不完整，也無明確的線索，在敘述結構上顯得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