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美麗人生的影評，從拍攝手法，鏡頭語言等專業角度
《美麗人生》--偉大的父愛
本片由義大利國寶級導演羅伯特貝尼尼自編自導自演，講述了一個關於親情和愛情的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感人肺腑。該片曾獲得嘎納電影節評委會大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等多部大獎。是值得各位收藏的一部佳作。
樂觀開朗的猶太青年圭多和朋友駕車來到城裡，途中邂逅了美麗的女教師多拉，兩人互生情愫。幾經磨難，兩人結為夫妻。但好景不長，就在他們的兒子生日那天，圭多和兒子被強行帶到了納粹集中營，原因是他們是猶太人。多拉沒有猶太血統，但為了和丈夫兒子在一起，也登上了通往集中營的火車。在集中營里他們被分開關押。圭多為了不讓兒子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就「欺騙」他說這是為他的生日而舉辦的一場游戲，游戲規則是不能哭不能鬧不能想媽媽，率先得到1000個積分的孩子就可以得到一輛真坦克，兒子信以為真。圭多還要想方設法向妻子報平安。最終圭多為了兒子的安危，自己慘死在德軍的槍口之下。
反映二戰時期的影片有很多，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過多地渲染死亡和血腥。但這些在這部影片中沒有直接體現，而代替它的是更多的歡笑和淚水。首先圭多是一個勇敢的男人，他喜歡上了多拉，就勇敢地去追求，不論路途有多麼的崎嶇，最終他做到了。其次圭多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男人，當他們在集中營的時候，圭多一刻也沒有忘記呵護自己的兒子，也沒有忘記和妻子取得聯系。在他心中親情和愛情就是他的全部生命，所以最後他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全兒子，由此可見父愛的偉大。影片中有幾處場景值得一提：首先是圭多冒充視察人員來到多拉的學校跳「脫衣舞」的滑稽場景，這一幕是為了引起多拉的注意，從而體現圭多是一個既勇敢又富有幽默感的男人。其次是圭多在被處死之前向藏在鐵窗中的兒子擺出小丑般的走路姿勢，這是為了不讓兒子害怕，並且快樂的走向死亡，體現了偉大的父愛。最後是兒子和母親相聚，對母親說:''我們贏了，我們得到了1000分，我們贏了。」這是最為傷感的一幕，我們為圭多的犧牲而傷心，為孩子的心靈沒有受到傷害而感動，圭多死得值得。影片告訴我們痛苦只是暫時的，唯有樂觀的人們才能得到美麗的人生。
如果你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如果你是一個懂得珍愛的人，如果你是一個好父親，那麼這部影片你一定要看。
父與子的生死游戲 ：《美麗人生》
—— 銀幕視覺經典 ：《美麗人生》
編劇：溫琴佐 切拉米 羅貝爾托 貝尼尼
導演：羅貝爾托 貝尼尼
攝影：托尼諾 德利 科利
音樂：尼科拉 皮奧瓦尼
主演：羅貝爾托 貝尼尼 尼科雷塔 布拉斯基 焦爾焦-坎塔里尼
出品：義大利梅蘭坡電影公司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發行
譯制：上海電影譯制廠
實在的說，在看到這部《美麗人生》之前，對喜劇類型的藝術電影，總是懷有些許微詞的。而且再說這部《美麗人生》又是反映與描寫大戰期間納粹暴行的片子，所以總能想到 ，一個專事喜劇創作的西方電影人羅伯托•貝尼尼，能夠拍得過大導演史蒂芬 斯彼爾伯格徹底悲情的《辛德勒名單》嗎？能拍得過羅曼斯基完全悲愴的《鋼琴師》嗎？我比較懷疑，恐怕羅伯托•貝尼尼連鬼才導演法斯賓德的反納粹名片《莉莉 瑪蓮》的一半深度，也不會有吧？不是搞笑，是說深度。沒有看過羅伯托•貝尼尼的這部《美麗人生》以前，真的就是這么想的 。再加上，那些戰爭本身就是殘酷和悲烈的，彷彿根本不有什麼喜劇可言。這一點常識老幼皆知。記得有位大的影評家說過 ：喜劇本身常常不能承載重磅眼淚 。這部《美麗人生》由義大利梅蘭坡電影公司出品 。哦對了，看到的這個版本是上海電影譯制廠譯制。
後來偶然一個機會，去看羅伯托•貝尼尼的另外一部影視片子，在場觀者，好象無一不提及他的這一部《美麗人生》 。人們往往感嘆這部影片的收獲成果，說它前前後後獲得了太多大獎，包括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戛納影展評審團大獎在內的二十八項國際影壇大獎。還說《美麗人生》在戛納電影節試映落幕之際 ，全體觀眾就地起立 ，舍淚鼓掌長達12分鍾之久 …… 就這樣感召下，我也終於，打算去認真看一看，這一部喜劇的《美麗人生》了。看《美麗人生》這一天 ，正好還是一個臨近紀念人們共同父親節的日子。影片《美麗人生》是由義大利藝壇所謂的「國寶級」人物羅貝爾托 貝貝尼自編自導自演的。表面上，在這里，貝貝尼拿了一種極為樂觀的生活態度，為大庭觀眾喜劇性地講述了一個大戰期間極為悲慘的三口之家的故事。特別認真的講，《美麗人生》開片將近一半時刻，我仍然沒有看到並且感受到，人們常常提及肺腑之痛 。反爾隨著銀幕故事，我總是笑口常開的樣子 ，不時跌入在喜劇導演善常的連環搞笑的場景裡面。
換一個視角說，也就是在《美麗人生》的前半部，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納粹或者戰爭的悲劇色彩以及暴力疑點。也就是說，《美麗人生》至此一半，還屬完完全全義大利人喜劇的味道。有人說，義大利人喜劇的味道，與他們地處的天然環境有關。甚至想到，義大利明星羅伯托•貝尼尼自費編導演的這《美麗人生》，終於讓他找到了一個全世界都拍爛拍絕的影視題材。《美麗人生》故事背景是戰爭前的義大利某處一個小鎮。逍遙樂天的猶太青年人基多有點混世味道，用了英雄救美女的一招，嘻嘻哈哈出現在銀幕之上。基多特有女人緣，他在進大城市投靠開餐館叔叔時，又有多次巧遇美麗女教師多拉的天作機會。真有一點天賜良緣的意思。《美麗人生》愛情場面有一些類同小學生謄印描紅，動效拍得，實在象一些國產電影中的乏味愛情故事一樣，平淡收斂，死水微讕。如果認可這樣一句話：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那麼導演貝貝尼的感情生活，大概理聽應當是一帆風順的。電影正如觀眾所料那般 ，熱烈追求，花言巧語，棄富奔貧，情人們隨天從願，而且不久，基多夫婦生活裡面，發生了一個可愛的小男孩約書亞 。
基多一家的幸福生活，這時候才發生了戲劇性變化。《美麗人生》由喜漸悲。納粹來了，生活不在喜劇。美麗的人生，加上了血腥。我們看到，《美麗人生》的電影故事進展五年之後，第二次大戰爆發了，基多被迫帶上小男孩約書亞，在刺刀威逼下登上了開往集中營的悶罐火車。妻子朵拉捨去求生之望，尾隨家人一起，主動跟上基多和約書亞，來到殘忍強暴，不堪血腥的猶太人集中營。這時候我發現 ，男主人公曾經一向開懷的那種大笑，不再顯得由衷。這時候的基多，他掛在臉上的，是苦苦的笑。隱痛的苦笑。基多開始心事重重。基多為了保護自已可愛的孩子，不讓他的小約書亞心受創傷，於是父親仍然貌似開懷。基多總是騙自已的孩子說，我們在這個集中營的生活，只是暫時的，這只是玩一個掙分的游戲。這是一個掙夠了一千分之後，我們就可以贏得一輛坦克車，並且獲得人身自由的游戲。小孩子約書亞喜歡玩具坦克車，那是每一個孩子純真深中的自覺天性。游戲是孩子的生活一角。
《美麗人生》中，游戲對於父親，一方面是為了迎合親兒子。另一上方面又是老爸的童心未泯。這是一個真實而又美麗的謊言。一個讓人笑看又心痛的動情故事。這是父與子的生死游戲。《美麗人生》這種藝術情境的手法，顯示了義大利民生開朗樂觀的一面，並且影片隨時隨地用逗樂搞笑效果，神奇的將一個看似不可能發生的童活般故事搬上銀幕，娓娓道來。基多用游戲的方式讓小兒子的未泯童心不受任何傷害。天真好奇的兒子對父親的話信以為真，他崇拜這個永遠打不垮的樂天老爸。這個看似喜劇的父親的心，是那麼的神聖與高潔。悲情隨著喜劇畫面，漸入佳境。如果說，悲劇是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看到《美麗人生》以後 ，我更加深入理解了悲劇的這一定義。後來以為，《美麗人生》是悲劇的，而不是喜劇的。《美麗人生》是借用了喜劇的基本原素，進行悲劇演生與鋪排。喜劇只是《美麗人生》的一個善良外套。《美麗人生》的真正核心，應當是悲情的。是一種天哭的慟情。她還是大悲之中的人情呼喚。
影片《美麗人生》中間，父親基多一點一滴都不願意，讓自已兒子幼小的心靈因戰爭苦難而異暗。基多害怕小約書亞的心靈從此蒙上悲慘陰影。於是導演盡量渴望，把《美麗人生》拍得童真再顯，拍得實如溫暖。在影片《美麗人生》當中，有這樣兩處場景，鏡頭表達的寓意非常。第一處場景，書店前的父子對話：小約書亞問父親：為什麼商店門上掛著猶太人與狗不準進入牌子？父親回答說：我們開的書店就不掛這種牌子。小約書亞說：我們也掛一個。父親說好，牌子寫什麼？小約書亞想了一下，拿格外的孩子氣說 ：野蠻人和蜘蛛不許進書店。第二處場景 敵寇關押猶太人集中營里，放送的廣播歌劇 ：在敵寇慘無人道的血腥集中營里，基多一面求生心切，另一方千方百計想和隔壁女監里的妻子取得聯系，他渴望向多拉報一個信息，告訴多拉，這一邊父子平安。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基多利用敵軍廣播喇叭，播放了多拉從前喜歡聽的奧芬巴赫的歌劇。聽見這動人樂聲，多拉心裡，明鏡一樣明白了，那邊的父與子還活著。艱苦卻樂觀的活著。父與子，還有母親，一家人，一邊游戲著暗炎人生，一邊艱難渡過每一天。
影片里，世界民族大解放來臨前夜，納粹准備逃走的時候，基多一反笑容，嚴肅冷靜地將兒子藏在牢獄角落的一個鐵櫃里，並且千叮嚀萬囑咐，不讓約舒亞發出任何動靜，也不要探頭出來。直到完全天亮。接下來，忠誠的基多化妝女犯，又趁亂跑到女牢去找妻子多拉。不幸的是，可憐的基多被核槍實彈的納粹發現。納粹押送槍斃基多，經過的舒亞密藏的的小鐵櫃時，基多仍然還是裝出一副樂觀開朗的模樣，甩開正步，顯出慣常喜氣，巴望著兒子走過去，同時暗暗示意兒子千萬不要出來。再接下來，監牢大牆角落深處一聲槍響，基多慘死在納粹槍口之下。天終於放亮了，小約書亞小心從鐵櫃里爬出來，他站在空盪盪的牢獄大院子里，杳無一影。這個時候，一輛標記五角星的真坦克車出現在約書亞面前。小約書亞爬了上去，紅軍坦克隆隆地開去。直到重逢母親。小約舒亞和父親母親一起，肩並肩挨過飢餓，熬度恐懼，忍愛寂寞，並且戰勝了黑暗，贏得了一千分，收到了爸爸許諾給他的禮物。那是一輛真正的坦克車。
這是獻給孩子的禮物 。是父與子的生死游戲的禮物。直到影片《美麗人生》一片終了時刻，我看著小約書亞乘著紅軍坦克遠遠開去，路上孩子找到了他的媽媽，當小約書亞擁入愛母懷抱時候，我不禁站起身來，為了這個小男孩約書亞重見母親，為了孩子收獲到了這樣一份人生大禮物，深深的致示敬意 。同時，也為了小約書亞的爸爸和媽媽們表示由衷敬意。向他們祝福。我為他們的美麗的人生用心鼓掌。用心淚流。我真的，為了他們在那一段暗黑生活中，苦苦掙扎中的慘痛每一天 ，安靜地流下來眼淚 。掌聲和眼淚，為了這一場電影里的純真游戲 。一場父與子的生死游戲 。笑容與欣慰，為了電影裡面這個美麗的人生。父與子的生死游戲。美麗的人生。
父與子的生死游戲。美麗的人生 …… 據說第一個提出父親節建議的是華盛頓的約翰•布魯斯•多德夫人。多德夫人的母親早亡，其父獨自一人承擔起撫養教育孩子的重任，把他們全部培養成人。1909年多德夫人感念父親養育之恩，准備為他舉行慶祝活動，同時她想到所有的父親對家庭和社會的貢獻，於是給當地一家教士協會寫信，建議把6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定為父親節。1910年6月人們慶祝了第一個父親節。當時凡是父親已故的人們，都佩戴一朵白玫瑰，父親在世的人們佩戴紅玫瑰。這種習俗一直流傳至今。但是開始時父親節的日期各不相同，而且有的地方用蒲公英作為父親節的象徵，有的地方則用襯有一片綠葉的白丁香作為父親節的象徵。直到1934年6月才統一規定6月的第三個星期日為父親節。後來全世界有多個國家通過儀式，用心和禮物來紀念父親節。父與子的生死游戲。美麗的人生。
『貳』 優秀的戰爭片的內核都是反戰嗎
反戰——也就是反對戰爭的前提，是對戰爭進行徹底的反思。
既然要反思，那就必須把戰爭的原因和性質給剖析清楚。
脫離了史觀的、沒有觸及根源的反思和反對，就像一個跳過論證的結果，是盲目的，不值得稱頌的。
現在很多「反戰電影」，過多地聚焦於「被捲入戰爭」的草根主人公的悲慘命運，聚焦於毫無理性的血腥殺戮，彷彿戰爭是一頭喪心病狂、不知節制的野獸，誤闖人間，驅趕著善良無辜的人們去送死。
事實上，戰爭不是天災，不是天譴，它是由人策劃、由人發動、由人執行的，它處處體現出人的意志。
忽略掉這一點，片面強調人物的被動性，直接把戰爭片當成災難片來拍，急於「把最美好的東西摧毀給你看」，是不負責任的。
更有甚者，以反戰之名，試圖呼喚人們跟犯有戰爭罪行的劊子手共情：你看，他們跟我們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是被蒙蔽被摧殘的可憐人，你失去的只是全家老小，他們失去的可是寶貴的人性啊……
我的偶像毛尖老師，在當年《南京！南京！》上映後曾寫了這樣一篇影評，令我記憶尤新，因為在這篇文字里，她對這一類電影毫不客氣地飈了臟話。
……這種生死兩屈辱，我在看完電影《南京！南京！》後，感同身受了。媽的，南京大屠殺根本不是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嘛！陸大導演四兩撥千斤地帶著我們從哲學峰巔看待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刻：一方是戰爭，一方是人類，或具體點，日軍加上中國人。所以，在一個遼闊的國際視野里，我們預設的感受應該是：像日本小軍官那樣，痛恨戰爭。
但我痛恨陸川。這小子太肯德基了，以為標一個1937，弄兩段拉貝日記，就是歷史了。不過，要只是肯德基，一個雞腿也壞不了什麼事，問題是這小子太漢奸，日本士兵都人模人樣，不僅收獲鏡頭意淫還得到音樂配合，說起來是用法西斯美學揭露戰爭中的人性，但造成的實際效果是贊美，與之相配合，中國孩子簡直白痴，一個以為槍聲是炮仗，一個逃命途中吹蒲公英玩。
不過，如果只是漢奸，陸川的危害也大不到哪兒去。抗戰中，我們除掉了多少漢奸。不，他不光是漢奸，還是個人道主義者。就像姜老師可以站在崇高的位置請「你們」中的一百個女士去當慰安婦，最後又可以用英語請求日本小軍官的成全，人道主義者陸川在南京大屠殺七十年後，獲得了史無前例的安全位置，一邊為唐先生洗刷了污點，一邊為角川漂白了歷史，而且，角川最後的台詞， 「活著比死更艱難」更是為所有活著的日本兵進行了哲學超度，可是，總要有人承擔罪責或污
『叄』 論文達人進！求救！關於電影的畢業論文！
相關資料：
從產業特徵看韓國電影振興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
經濟領域，韓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自60年代以後，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採取一系列務實性對策，不僅迅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經濟發展還出現了新的局面。韓國成功地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所謂「漢江奇跡」。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職業分工的專業化、通信的發達等經濟發展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和特定的社會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城市的發展顯著，都市化率從1950年的21.4%，發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領域，80年代韓國進入政治解凍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運動(註：以大學生為核心發起的兩次民眾民主運動，抗議軍人專制政權，曾得到韓國社會各界響應，但最終被軍政府血腥鎮壓。前者亦稱光州民眾斗爭，後者亦稱六月抗爭。)使韓國獨裁政府惡名昭著。1988年通過國民投票實現了向民主政權的過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著1998年出現了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野黨交接政府」(註：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標志了韓國建國起第一次「政權交替」，在野黨第一次成為執政黨，少數黨第一次戰勝多數黨。)的政治發展進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上爭論不休的政治不穩定進入90年代開始銷聲匿跡，整個社會慢慢進入民主化、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中。
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僅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且引起了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中產階級形成並穩步擴大，文化消費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逐漸上升。有線電視的開通、錄像市場的擴大、衛星電視的前景，一方面爭奪著電影觀眾，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電影節目而培養了觀眾，且它們都是以電影為核心的影像產業，這使得政府和大企業開始注意電影市場的價值。
大眾文化開始盛行。流行音樂樂隊等開始流行，消費人群年輕化，產品包裝要求提高，對大眾偶像的消費需求增強。
在現代韓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青年群體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經濟現代化的主力軍，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是歷史變革的動力。截至1995年的統計，14-24歲的青少年人口略超過900萬，占總人口的20.2%。韓國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戰略和提倡國際競爭力的經濟戰略，使得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韓國的未來命運掌握在「一個背包就能周遊世界，懂電腦，會利用先進通訊設備，處變不驚，有堅強毅力，主張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註：金鎮旭(韓)：《80年代至90年代的韓國電影》，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生論文，第27頁。)特別是大學生(占青少年總人口的約54.5%)(註：君冢大學(日)、吳魯平(中)、金哲秀(韓)：《東亞社會價值的趨同與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4頁。)，他們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環境下成長起來，有機會享受1988年奧運會以後的經濟富裕和政治穩定。他們將成為韓國電影的主要消費者。
在造成韓國電影振興繁榮景象大的社會背景中，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指出：韓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罕見的民族凝聚力。韓國電影票房的奇跡，與韓國觀眾對本土電影非理性的熱愛，蜂擁而上的參與行為是分不開的。許多影片如《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的上映，媒體一律不能有批評聲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會被認為是「不夠愛國」。當政府放寬「電影進口限額制度」時，電影人立刻示威遊行，而韓國大眾媒體一律給予最大的支持，結果迫使政府對電影人和民眾做出妥協。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民族特質的原因有多種：一、有史以來，韓國即為單一民族國家，沒有像中國、美國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脈最純潔，最干凈，在韓國最常見的標語是「身土不二」(註：「身土不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筆者根據所閱資料整理出以下兩層意義：其一，它是熱愛本民族的象徵，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戀與敬畏的復雜情感。體現在微觀的經濟領域上，韓國出產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農副產品一律如此，其意類同於中國的「提倡國貨」。其二，它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應和諧共處而延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與我國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處。「身土不二」不僅是韓國傳統，還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鄉村現代化的意味。)；二、20世紀屈辱的被侵佔、被分裂的歷史，使現代韓國人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環境——如金大中所說，韓國為美、日、中、俄四大列強所包圍，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小國(註：李立緒：《韓國啟示錄——韓國經濟危機實錄》，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頁。)；四、經濟領域內的「漢江奇跡」所賦予的自信心；五、韓國儒教傳統影響(註：中國儒教傳統中，有以道德之有無來作「華夷」之辨的言論，韓國儒教繼承了這種說法，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國也視為夷。)。
了解這種民族特質或者說民族文化心理現象，對於解釋某些韓國電影現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民族文化特質不是始自90年代的電影振興現象，而是一以貫之於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韓國民族文化當中。
「從20世紀中葉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的危機中生存問題成為絕對的問題，從60年代到70年代，國家成為支配性的生產主體，以『民族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應地，韓國的現代化就意味著『獨裁下的開發』，接下來就出現了到70年代與80年代為止仍舊是『政治問題』獨佔主導性言論的現象。換言之，60年代以後，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費，而沒有確保其大眾性這種狀況。
「從這點上來看，應該說韓國文化論作為『大眾性消費品』而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具備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進入90年代這一時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就後，『政治言論』的影響力下降，人們有了一點可以說說『文化』的空閑和『自信感』。國際化的迅速進行同時也成為一種壓力，因而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設定也越發顯得重要。」(註：權淑仁：《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當代韓國》2000春季號，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權淑仁教授在《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一文中，探討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韓國文化論」缺失的原因。筆者借用這段話是想說明：韓國電影作為「大眾性消費品」具備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90年代這一時期。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出現，正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圍環境的成熟，和電影產業內部製作、發行、放映諸環節的合理營造——其中電影製作人對類型片的有意識的推進和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資本的介入改變韓國電影產業格局
電影資金傳統上有兩大來源，但進入90年代，製片投資發生了兩次大變化，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電影產業及電影形態。
1.產業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韓國電影工業基本上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消費市場為演變主導的。1986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進口外國影片，迅速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市場，一年即發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為本土影片，300部是進口影片。其中僅好萊塢和香港兩地的娛樂片即佔70%多(註：全陽駿(韓)：《韓國：電影工業、美學、新潮流》，李蓮英譯，《新亞洲電影面面觀》，焦雄屏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頁。)。80年代，韓國大電影公司將利潤由對本土電影的投資全面轉向進口好萊塢電影。政府雖然制定了「電影放映限額制」，但好萊塢利用美韓貿易談判的機會，強制韓國政府採取自由化的電影政策。美國電影公司不須經過壟斷進口的韓國電影公司，長驅直入韓國市場。
忠武路(註：忠武路是漢城市中心的一個地名，上世紀20年代韓國電影開始以來，主要電影製片公司和主要電影院都集中於此，既是韓國電影的搖籃，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韓國電影製作方的代名詞。)是自2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製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以中小資本對抗好萊塢電影，勉強維持生產。電影資金的兩大來源，一是地方發行人的預付款，二是錄像版稅。80年代末期的「電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電影公司壟斷本土電影的局面，一時間有一百家電影公司成立，活潑多姿，自由競爭，但規模既小，秩序全無，根本無力回天。
韓國的電影文化也深受好萊塢電影模式影響。忠武路電影街製片模式下的商業片，多運用好萊塢的敘事策略，來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悅觀眾，一方面不觸犯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類型基本是通俗情節劇、古裝歷史劇、B級動作片和軟性色情片。
2.大企業涉足電影業
財閥體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現代、大宇等等大企業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對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樣支持它們對文化事業的擴張。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絕無僅有的高票房電影，1991年是李明世執導的《我的愛，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義錫執導的《結婚的故事》，1993年是創造了100萬觀眾人次的《西篇記》。這三個由新導演創造出的票房神話，賦予了大企業信心。他們相信只要方式得當，投資電影一定可以盈利。
韓國大財團紛紛投資電影業。他們首先買斷版權，繼而染指影院的運營、製作、流通、配送等相關環節，參與步驟比較有序。如三星、大宇、鮮京都從錄像帶的營銷開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在製作領域，他們則首先以購買韓國電影的錄像帶版權的方式來參與。
大企業為迎接多媒體時代而忙於興建新劇場或租賃已有劇場。三星、大宇、鮮京和壁山等大企業在大城市裡買入主要電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復合電影院，來形成連鎖的放映系統。以1997年為例，剛剛成立電影事業公司的現代集團就租賃了漢城名寶劇場的5個電影館。
有的大企業則通過與國外的電影公司聯手來進軍電影業。第一製糖公司向美國的夢工場投資三億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亞洲地區版權；並和香港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在韓國設立了JACOM電影製作公司。
大企業的介入對於只有好的創意卻沒有足夠資金的新導演和獨立製片人來說，無疑相當於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製片體系中「論資排輩、熬年頭」的慣例被打破，那些從電影學校畢業或者留學歸來的新導演，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懷才不遇的副導演、商業廣告的導演們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李光熏由此導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李民勇導演了《炎熱的下午》——一部風格獨特的女性主義影片。
1994-1996年間，大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蓬勃發展，完全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日後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電影製作體系迅速分化，出現了四種不同的電影製作體系：原有忠武路製片方式，獨立製片人制，大企業直接製作方式以及獨立電影。不少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脫離了忠武路製作系統，建立了以導演為中心的獨立製片人制度，如朴光洙製片、企劃時代、張宇錫製片等公司。
大企業都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注重迎合年輕一代觀眾的興趣，對這樣的電影不僅投入資金，並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製作以創意為主的新電影的獨立製片人能夠紮下根來。他們既製作出了相對高投資的商業電影，也促使獨立製作方式的低成本電影向商業領域邁進。這三年間電影面貌為之一新，既有大製作、高票房的動作喜劇片《兩個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劇片《封大夫》(李光勛)、以特技製作聞名的《銀杏木床》(姜齊奎)、科幻片《木槿花開》，也有票房評論雙豐收的低成本之作《時間長久持續》(金應壽)、《豬掉進井裡的那一天》(洪尚秀)、《鱷魚》(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愛》，也有藝術電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張善宇)，女性電影如《像犀牛角一樣一個人走》(吳丙哲)、《炎熱的下午》(李民勇)、《媽媽有了男朋友》(金東斌)。大企業的進入，最重要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韓國製片人制度的形成。
3.風險投資進入電影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大企業自身難保，對電影的投入迅速減少，很多大企業紛紛退出電影業。只有三星是個例外，在1998年投資了6部影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金融危機後，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尤其是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的政策引導下，中小企業逐步開始取代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以高科技密集為特徵的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給韓國以往比較臃腫與僵化的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業部宣布電影業及相關產業屬於風險投資產業。這意味著電影融資比較容易，並且可以享受減免稅等優惠待遇。風險投資公司迅速占據了大企業撤資後的空缺。他們帶來全新的投資概念，同時引導獨立製作公司製作題材更集中的片子，並加強營銷概念，電影市場日趨專業化。
日信創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資公司。它不僅作投資還充當投資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當優惠：5∶5，而一般大企業都是6∶4。僅在1996年到1998年間，他們投資的電影就有《銀杏木床》《上網》《哈利路亞》《八月聖誕節》《安靜的家庭》《驅魔錄》。
電影政策及電影文化對電影的影響
1.電影政策
電影審查制度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形成於20年代日佔期。八九十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阻礙了電影的健康發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這結束了70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提出了新的迫切問題：建立等級分類制度。1998年，圍繞新的電影法(1994年制定的《電影振興法》)，年輕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問題焦點在於等級外電影專用館和電影振興委員會的設立。
對於韓國電影來說，目前的等級分類制度畢竟提供了更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兩個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違法勾當，《美麗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眾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兩部影片《黃頭發》和《謊言》(張先禹)，因暴露鏡頭被禁，引起廣泛爭議。但是影片經修改勉強通過審查後，卻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朴正熙的軍政府在1966年開始施行限額放映制度，本意是過濾掉西方的某些影響，但在以後的數年中，它卻成了保護民族電影的一張安全網——政府立法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體天數後有變化)的本國電影，這就是所謂「電影季節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譯為「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國內幾度出現主張縮小甚至取消電影放映限額制度的論調。1998年12月2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提議，參照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從2002年起將106天的限額降至92天。電影界擔心，如果這項提議獲通過，好萊塢洪水猛獸般的商業大片將逐漸淹沒本土電影。由此爆發了一場知名導演、明星發起的電影界大規模遊行示威。1999年6月電影界又兩次舉行示威活動。韓國政府被迫讓步，暫定在本土電影佔有市場40%的份額之前，維持限額制度。
盡管限額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損害韓國電影業的利益——韓國的電影放映量從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產量從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性極強、國家民族特性濃厚的特殊文化產品，電影應獨立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似乎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已達成一種共識。
經濟政策調控
為振興民族電影，韓國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啟動政策調控。90年代初期為鼓勵大財團進入電影界制定了減免稅收的電影振興政策。1997年後實行抵押版權融資制，比如1998年，國有的電影振興公司為10部電影作抵押版權融資，共提供30億元韓幣。這10部電影其中就有林權澤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春香傳》。第三種舉措同樣重要，即是在1997年將電影業列入風險投資行業。
2.電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簡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眾文化及其他娛樂媒介對電影的雙重影響。流行音樂、電視劇等大眾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觀眾普遍的文化素質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對電影呼喚與支持的一面畢竟大於搶奪電影觀眾的一面。從1995開始，韓國電影文化迎來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紀念電影誕生100周年的機會，進入90年代後一直在上升的熱情終於爆發出來。
1995年3月大鍾獎電影節上放映了7部國外藝術電影。同年11月，電影製作公司「白頭大桿」設立藝術電影專業館，放映了前蘇聯電影《犧牲》、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等國際一流的藝術電影。僅僅《犧牲》一片，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了兩萬名以上的觀眾。電影發行商開始注意「藝術電影」商業化的可能。這一年，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韓國上映，每部電影的觀眾人次都達到十萬以上。同時期開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通過有線電視進入了千家萬戶。藉助於這些積極的市場引導與開發，以前只熟悉好萊塢和香港商業片的觀眾，對電影的印象和理解開始改變。
大眾媒體開始積極報道電影新聞和介紹電影知識。就在這一年，電影月刊《KINO》和電影周刊《CINE21》創刊，他們把韓國和國際電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介紹給韓國民眾。《KINO》目前已經成為韓國最權威的電影雜志。
90年代中期以後在韓國掀起的電影熱演變成一種電影文化熱，韓國各大學相繼開設了四十多個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大學里的電影講座擠滿了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韓國國立綜合藝術學院設立了電影學校，購買了完備的電影製作設備。
電影節
在短時期內韓國還舉辦了釜山和富川兩個大型的電影節以及數十個小型電影節。其中釜山電影節至今已舉辦6屆，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之一。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於1996年，由釜山藝術學校、中央大學二校的電影系提議，在釜山電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獲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達到18.4萬觀眾人次的良好效果。(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4頁。)
在諸多亞洲國家的電影節中，釜山電影節與眾不同的戰略值得重視。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於「非競賽性電影節」，避開了與其他電影節(如國際一流電影節和同時間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不必要的競爭，而專注於作為亞洲電影展台和展映國際最優秀電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兩項特別計劃。「新浪潮電影」及其扶持制度：選擇亞洲新導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們推向國際舞台，並為保障這些影片在韓國境內的發行放映，給予發行商3萬美元的資助；釜山振興計劃(PPP計劃，開始於1998年第三屆釜山電影節)：為有電影製作計劃的亞洲導演和世界級的發行公司、製片人、贊助商創造合作機會，促成合作投資或共同製作或對影片後期製作提供贊助。香港的陳果、台灣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誠、中國大陸的賈樟柯、張元、王小帥等導演都從PPP計劃中獲益。釜山電影節對亞洲電影新人的成長，作出了切實的貢獻。
釜山電影節不僅為韓國電影和亞洲藝術電影提供了製作機會、拓展了電影市場，還和眾多的國際電影節達至溝通，使韓國電影大批進軍國際展台。僅1999年就有80部韓國電影計150次在73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此外，釜山電影節本身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為釜山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釜山市政府選擇影視業為戰略產業，組建釜山電影委員會，推動了釜山文獻電影館、數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繼建成，陸續籌建影視信息城、主題公園、動畫片中心，並對與釜山相關的電影行政和財政的支持。(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9頁。)其中包括以釜山為影片背景的《朋友》。
總體來說，電影節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它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個「事件」。與報刊、電視、流行音樂等大眾傳媒一起，它們構築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得以發生、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景。
3.紀錄片與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紀錄片的發展，是90年代韓國電影界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現象。截至1999年，韓國年產短故事片300多部，並通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上映。
紀錄片
80年代韓國曾出現一批源自大學校園的電影團體，他們標榜「獨立」和「進步」，既反對官方和商業電影，也反對實驗電影和作者電影，而是試圖與進步的文化團體、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拍攝紀錄片，並以錄像帶的流通來代替商業電影發行。
政治動盪的80年代末，他們在政治活躍團體、進步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的支持下，製作出了一批反映韓國社會矛盾的影片。「電影製作所」(1987年成立)和「勞動者製作團」(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地下電影團體。前者拍攝的《理想國》(16mm，110分鍾)，第一次以劇情片方式處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罷工前夕》(16mm，100分鍾)則是以忠實刻畫工人運動為內容的劇情片，成為獨立電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該片通過校園和工會禮堂自辦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動直升機投擲催淚彈來驅散觀眾。「勞動者製作團」則是進步紀錄片的突破，他們製作了十數集每集1小時的《新聞電影》，專注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最新話題。事實上，這些電影團體建立了校園、工廠放映和錄像帶流通的獨立發行渠道。
如果說80年代的獨立影片內容上著眼於工人運動，政治導向上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性，價值取向偏於集體價值、共同空間優先個人、日常空間。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獨立電影則遠為多元和復雜，嘗試著以多種方式去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
在紀錄片方面，邊英珠的《囁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戰期間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婦女證詞來揭露性暴力和軍國主義問題；李慶順的《蒲公英》(1999)表現一位父親在民主化斗爭中痛失愛子的悲傷和勇氣；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寫一位旅日韓僑的流浪經歷；朴基福的《別管我們》(1999)則以離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為素材，描寫體制和反體制勢力都漠然無視的社會邊緣階層。這些紀錄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訪來引導觀眾，而代之以客觀紀錄的方式來試圖還原生活本身。
導演金東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蹤城市開發區拆遷戶的居住權問題，已拍出《上溪洞奧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們》(1995)和《另一個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個世界》拍攝了拆遷戶爭取到開發區居住權之後的生活，關心的焦點從特權化的意識形態轉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筆者認為，不了解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不可能細致讀解韓國的類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幫片《綠魚》、《搏動》。
短片
短片的繁榮是90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電影現象。80年代的年均產量不超過50部，而90年代卻達到300部以上(註：南仁英(韓)：《差別美學，日常生活的政治學——評90年代韓國電影短片和紀錄片》，(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30—35頁。)，其中大部分出自電影專業學生和業余電影愛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資舉辦的漢城短片電影節，既是短片的盛會，也是商業電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資在北京舉辦了DV短片電影節。)90年代後期，韓國短片電影節增多，主要有獨立電影論壇、獨立短片電影節、釜山亞洲短片電影節等，很多韓國短片還參展戛納等大量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了較好的成績。
韓國90年代的紀錄片和短片具有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1.為主流電影業提供新的電影人才和活化電影氛圍，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並刺激其發展；2.在題材和表現領域上有效彌補了商業影片不敢涉足的領域，與主流商業片互為補充，並成為新的電影美學的催化劑；3.使電影產業和社會文化、藝術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平衡著電影作為產業、藝術和意識形態的三重功效，是韓國電影能夠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之一。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肆』 請推薦冷門好電影，自認為是影迷的進來交流。。。。。200分打底~不夠再加
《夢之安魂曲》2000
達倫·阿羅諾夫斯基導演的該片，改編自小胡伯特·塞爾比的小說，描述了一群人的奢癮窘相——毒品、違禁葯，咖（網路）啡因還有夢想。那些直抵人心的「凜冽」畫面有著非一般的震撼力，你最好小心你的腸胃。本片唯一積極的影響，就是悲慘的結尾可以使其位列反對毒品的宣傳之中。雖然影片中有很多激（網路）情戲的橋段，但是導演阿羅諾夫斯基可不單單是想讓觀眾感到享受，他對角色內心執著的探求將影片的靈魂完全聚攏起來，然後，你就知道了什麼叫震撼，極大的震撼，以至於難以再經歷第二次。
《當風吹起的時候》1986
這個看上去溫情脈脈的動畫片講述了一對農村夫婦的故事，他們為了躲避戰爭中即將發生的核爆炸，自己修建了一棟庇護所，但最終不知不覺地死於核輻射的毒害之下，最終從個人的層面上剖析了戰爭對於社會和人造成的損害。故事裡的老爺爺接受ZF告訴他的一切，相信現在就是天下太平，怎麼會有核輻射？根本看不見也聞不到的東西。就這樣，在謊言之中一對老夫婦平靜安詳地度過了他們最後的日子，既沒有因為生死感到不安，也沒有受到戰火的牽連。其中最悲慘的一段，也許就該說是他們認為核戰爭本就跟二戰沒有什麼區別了。以為二戰的時候死不了，就能撐過任何一次的戰爭。
《黑暗中的舞者》2000
從1996年的《破浪而出》之後，導演拉斯·馮·提爾就完全放棄了類型片一貫的精細美好，那些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形式對於他來講，甚至是難以忍受的。《破浪而出》《狗鎮》《黑暗中的舞者》甚至還有那部並非十分成功的《曼德勒》，講述的都是女性的故事，同為故事中主角的她們，都做出了有意義但沒有好結果的選擇。她們都希望去幫助別人，但因為身單力薄，總會被經濟、性別還有情感等等的原因，最終將自己束縛。而她們周圍的人，甚至都會難為她們，要其放棄自身的名譽或身份來接受那些卑微的恩惠。《黑暗中的舞者》與其它幾部作品並沒有太大的出入，但由於比約克的出演使得本片的痛苦感尤為強烈。她將一個移民工廠女工的痛苦呻吟演繹得淋漓盡致，一步步講述了她為兒子攢錢醫治眼疾而自己卻在迅速走向失明的命運。拉斯·馮·提爾按照劇本中每一個悲慘的情節點來規劃故事的節奏，這樣一來，他就能夠最大化地將比約克的悲慘和善良傳遞出去。最終能夠打動人心，也是因為很好地控制了每一個即將成真的希望都能在最絢爛之前的一瞬間化為烏有。但即便是充斥了悲慘的情節、令人心碎的音樂和比約克無可替代的表演，《黑暗中的舞者》仍舊可以被稱為一部「美好的」電影。
《病者：鮑勃·弗拉納根的生命與死亡，超級性受虐狂》1997
鮑勃·弗拉納根43歲死於囊狀纖維瘤，他是一位表演藝術家，但他的表演卻全是關於施、受虐狂的展現，單就這一條就足夠嚇跑一大半的觀眾了。但他在科比·迪克這部紀錄片中驚人的表演和因此給紀錄片界帶來的震撼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兒了。電影中，作為檢驗自己身體極限的一種方式，弗拉納根經常用一些很極端的方法來試探疼痛的極限，甚至還會用針刺穿自己的陰（網路）莖。對於這樣的電影，可能不會有太多人想看，更不要提再看上第二遍了，但此片仍舊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弗拉納根本人的幽默感，並展現了他在遭遇傷病時期的果敢精神。
《切勿吞食》1997
加里·奧德曼曾經公開表示，他之所以會出演《空軍一號》一類片中的狗屎角色，就是因為好萊塢的豐厚薪水能夠讓他有能力拍自己的電影。雖然時至今日，他自編自導的影片只有《切勿吞食》這一部，但卻已經有了匹敵邁克·李的陰郁風采。和《不可撤消》一樣，片中集中了毒品、強奸、暴力等等極端因素，但故事的發展靠的不是經典的「矛盾沖突」，而是由倫敦南部上班族的生活瑣碎，癮君子與酒鬼的生活狀態雜亂拼湊在一起後慢慢完成的。其中充斥著多重口音，理解上也許會有困難，無論如何，情節讓人如此筋疲力盡的電影相信不會有多少人會反復觀看。
《永遠的莉莉亞》2002
在《永遠的莉莉亞》之前，導演兼編劇瑞典人魯卡斯·穆迪森就拍攝了《同一屋檐下》，講述了一群瑞典青年用混亂不堪的形式追尋自由的故事。而之後的《永遠的莉莉亞》也無非是從另一個角度再次延續著這樣的故事，探討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矛盾關系。有奧莎娜·阿金什那的出色表演和努力向幸福靠近的主題音樂，《永遠的莉莉亞》還是讓觀眾看到了事情賦予希望的一面，但期間穿插的悲慘橋段在腦海中緩緩淡去時仍具有的殺傷力還是讓人沒有力量再看上第二遍。
《切膚之愛》1999
「再深，再深，再深，再深……」，驚悚大師三池崇史的電影有歷數不盡的標志性橋段，《殺手阿一》《拜訪者Q》都是追逐日本Cult電影的影迷必看的經典。但更早的《切膚之痛》仍被廣泛認可為他最出色的作品，由角色本身性格特徵導致的矛盾沖突不可抑止地接連上演，讓人對一波波恐懼應接不暇。影片的前半部分可能會被誤解為是一部質朴的情節劇，但隨著男主角結識了年輕女子並輕言自己會一生一世愛她之後，事情的發展就急轉直下了。這個年輕的女人並不像她表面看上去那樣單純，反倒是內心病態至極，她想盡辦法用各種方式折磨這個男人，其中就包括那個著名的狹長針頭。這樣一個女性形象的誕生來自於導演對於社會批判的反思，將女性問題與性意味強烈的殘忍舉動關聯了起來。
《聖女貞德受難記》1928
馮·提爾聲稱自己的電影很大程度上師承了同鄉卡爾·西奧多·德萊葉，特別是他在《聖女貞德受難記》裡面的靜默風格。這部著名的電影講述了一個女人為自己的信仰承受無止盡折磨最終死去的故事，而之所以說這部電影讓人難以忍受，並不是因為裡面展現了很多貞德受刑的場面，或是來自Maria Falconetti著名的誇張出演，而是每次鏡頭對准她的臉時，你所看到的那些清晰的傷口。這種強烈的情感擾動是導演一手製造的，他要求完全抵（網路）制最基礎的電影規則，攝影師必須構建180度的空間視覺效果。不僅如此，他還可以混淆了電影中人物之間的邏輯關系和情感聯系，將推動故事前進的沖突全部淹沒。由此產生的迷茫和強烈的感情混合在一起，著實將觀眾推向了極度的精神考驗之中。
送你一句話：別把自己的品位看得多高尚，你既然提出這么刻薄的要求補充，就不是真心熱愛電影，你可以無視別人的回答，但是不要以為我們都是沖著你的分數來的，好自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