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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卡夫卡的《變形記》是想表達什麼

您好。
讀《變形記》，有一種思維的樂趣，有一種睿智的感覺，思想上的所得顯然多於心靈的收獲，能從那極度的變形與誇張里體會到生命的悸動與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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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卡夫卡的《變形記》是想表達什麼

從格里高爾變成蟲子到死亡，只有幾天時間，這一家人完全不像剛失去了寶貝兒子的樣子。我們不由地要問：這種心態真的正常嗎？現實生活中的人不會變成蟲，但是他們的家人是否也會出現上述的荒誕心態呢？如果會，會是在什麼情況下出現呢？
我們來看看格里高爾變成蟲子後的主觀感受：失去語言能力、行動不便、食慾減少、需要人照顧。現實生活中什麼情形與之最接近呢？那就是生病。卡夫卡最突出的藝術特徵是整體荒誕而細節真實，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誕的，但是陪襯中心事件的環境是真實的，產生「虛實相照」的效果。具體到這個文本，人變成臭蟲的中心事件是荒誕的，但家人對待這個事件的反應是真實的。當一個人從頂樑柱變成絕症病人，他的家人最初一定會很關切、很同情。但當病人逐漸喪失各種能力，當家庭經濟負擔越來越重時，家人的厭煩和埋怨就自然會產生。而當病人成為家人開始新生活最大的障礙時，家人甚至會為他的消失而高興。
我們絕對不會變成臭蟲，可我們絕對會變成病人。如果我們最親近的人會如對待臭蟲一樣對待我們，那將多令人絕望啊。卡夫卡作品及荒誕派文學的主要思想就是反應人與所處的社會關系的異化，荒誕。
現實中的我們受到文化、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是不會輕易表現出這種異化的。卡夫卡為了揭示人與人之間關系已經異化的真相，而採取了變形這一「荒誕」的手法，將人物打出常規。
故事中共存在三種「變形」:
首先是生理的變形，格里高爾早晨起來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臭蟲。
其次，在生理變形背後是更深的心理變形，格里高爾是家和公司的掙錢機器，他個人的內心無人關心，他無比渴望擺脫沉重的生活。
第三是各種人際關系的變形，就是他變成臭蟲之後跟社會、跟家人之間的關系完全顛覆了，讓格里高爾得以前看到了人與人關系的最陰暗的一面。
分析到這里我們不妨進一步聯想：卡夫卡為何讓格里高利變成「甲蟲」？如果變成了一隻貓或者一顆植物會怎樣？
各種版本的中譯本都譯成「甲蟲」。原文中用的是德文Ungeziefer一詞，意為害蟲、臭蟲、蟑螂、骯臟的動物。英譯本對應的是vermin['və:min]，意為害獸(尤指體小的)、害蟲、害鳥、體外寄生蟲(虱子等)；可引申為令人討厭的傢伙、歹徒、壞蛋、害人蟲。
日本學者平野嘉彥，他在自己的著作《卡夫卡——身體的位相》也集中篇幅論述《變形記》，說它表達的「是由人退化成『毒蟲』，蘊含了使所謂生物『進化』逆轉的傾向性」這里的人集中指猶太人。他認為這篇小說滲透有對於猶太人血淚史的展示，即這支民族一直以來命運多舛，被歧視，被邊緣，毫無權利保障。平野嘉彥的突出特點是他認為將格里高爾變形為甲蟲翻譯成「毒蟲」更確切。這種論斷的深度無疑不是一般學者能夠企及。
由此可見，中譯本的「甲蟲」實在太中性了，可以說完全喪失了原文中一個成年男人大小的臭蟲、蟑螂所帶來的心理沖擊力。如果不是變成一種令人無法直視之物，而是變成小貓小狗、花花草草之類，就不會嚇到秘書主任和房客，其家人的異化就不足以暴露出來。
但是，如果變成小貓小狗就能接受，那麼我們可以引申出一個更耐人尋味的話題：我們到底是通過肉體還是精神來認識一個人？
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靈魂。莊子在《德充符》中寫到的母豬的故事。孔子對魯哀公說：「一群小豬在吮吸剛死去的母豬的乳汁，不一會又驚惶地丟棄母豬逃跑了。因為不知道自己的同類已經死去，母豬不能像先前活著時那樣哺育它們。小豬愛它們的母親，不是愛它的形體，而是愛支配那個形體的精神。」由此可見，莊子（孔子？）覺得精神是決定本體的最重要的因素。
可是當我們再看東方的白蛇傳故事。當白娘子變回白蛇時，許仙被嚇死了。身為女子和身為白蛇，其精神並沒有變化，許仙為何認不出呢？《大話西遊》中紫霞的靈魂被移魂大法轉移到豬八戒的身體里，至尊寶縱使知道，但仍然無法直視。日本電影《影武者》中，幾個家臣秘密找出一名面容酷似武田信玄的盜賊假裝急死的信玄以穩定軍心，並震懾住虎視眈眈的織田、德川、上杉等豪強。而東野圭吾的《秘密》更是將變形和倫理結合了起來，當去世母親的人格轉移到女兒身上時，身為父親的人到底該怎麼面對？而在西方，馬克吐溫的《王子與貧兒》和好萊塢電影《變臉》都用變形製造了很多精彩劇情。

我們不禁要思考：是什麼決定你是你，我是我，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是肉體還是靈魂？

今天我們認為卡夫卡寫出了二戰後歐洲人的普遍的生存困境，同時我們更應該知道卡夫卡並不是有意識地去描寫全人類的困境，他的本意其實是想記錄下自己的個體生命所遭遇的處境。卡夫卡的寫作堪稱一種純粹的個人寫作，不是為了在媒體發表，不是為大眾，也不是為了知識分子群體。他一生視寫作為生命，但生前卻只發表過一些短篇，臨死時還立遺囑要朋友布洛德將自己的手稿全部焚毀。他的朋友沒有遵從遺囑，而是把手稿全部整理出版。由此才有了今天的卡夫卡。卡夫卡的性格是一種極端內斂型的性格，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典型的弱者形象，容易受到傷害，常陷入自卑，不喜歡與外界打交道。這種性格形成的原因，一般認為是源於他的父親。

大約1919年的時候（《變形記》創作於1912年，發表於1915年）卡夫卡給他的父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篇幅很長，3萬字左右，比《變形記》稍短一點。他在這封信里談到一個細節，說當時德國有個猶太演員叫洛維，到布拉格演出，卡夫卡非常喜歡這個演員，把他當作朋友，但是他的父親知道後就罵這個演員是甲蟲。他在書信里也多次談到，卡夫卡在他父親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隻甲蟲。比如說他模仿父親的口吻回應他寫的信: 我承認我倆互相鬥爭著，不過斗爭也分兩種，一種是騎士的斗爭，另一種是甲蟲的斗爭。卡夫卡想像他的父親把他當作甲蟲，不僅蜇人，還吸血。顯然，卡夫卡父子的關系對他創作《變形記》有非常直接的影響。在書信里他想像父親是一隻大腳，隨時可能把他踩扁，這象徵著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沒有辦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可能突然某一天就沒有了，徹底地被粉碎、毀滅，人變成孤立、脆弱的個體。

瓦爾特•H•索克爾在他的《反抗與懲罰——析卡夫卡的<變形記>》深刻地揭示出此文本的主題，即是格里高爾通過變形來反抗父親，來避免懲罰，但是卻適得其反，「變形便把反抗與懲罰兩層意思聯系了起來。因為，可怕的形象使格里高爾能嚇跑秘書主任，但面對憤怒的父親卻失了效，使他變得軟弱無助。變形更深刻的含義與其說是反抗，勿寧說是受罰。須知，父親轉眼間便把格里高爾對秘書主任的勝利變成了可悲的失敗。」

以變成甲殼蟲後的格里高爾三次出房門為分界點，納博科夫將故事分成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格里高爾具有蟲的本能，但人的感覺佔主導地位；第二部分人的感覺開始讓位蟲的統治：格里高爾逐漸喪失人的味覺、人的視覺、人對生活的追求等等，逐步積累蟲的特性；第三部分格里高爾的蟲性完全戰勝人性，蟲性開始傳染父母和妹妹，最後格里高爾死去標志著蟲勝利的到來。

納博科夫還精準地繪制出薩姆沙家庭的布局：以格里高利的房間為視覺的中心，牆的三面有門通向這里，左邊是起居室，中間是父母的房間，右邊是妹妹的房間。每一次格里高爾試圖進入客廳都會遭到無情的攻擊與驅趕，從健康變成身負重傷，最後走向死亡。這個溫馨熱鬧的起居室從黑暗骯臟的格里高爾房間看去，儼然就是一個天堂，但實際上卻是十足的地獄。故事的視角基本上是格里高爾的視角，無論其他位置的變換，但讀者視覺的焦點始終都在格里高利居住了五年的房間里。由格里高爾的房間窺見其他的房間，知曉變形後家庭生活點點滴滴的變化。這一點在家人知道格里高爾還留在家裡未去上班時表現得尤為突出，前面傳來的是母親溫柔的關切問候，父親在左側用拳頭敲門，不停地催促， 妹妹則在右邊用悲哀的聲音求他開門。不知情的三個人用合符各自個性的方式環繞著變成蟲的格里高爾催促他，形成一種包圍的壓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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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紅了14年的《變形計》：本是一場富人的游戲，為何卻毀了王紅林一生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風雨淋濕，你是否願意回頭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無力前行。你是否願意陪我一個溫暖的午後……」《變形記》的導語讓人聽了都十分的感動，節目的初衷也是為了讓城市的孩子和農村的孩子互相體驗彼此的人生，走向更好。

節目組只想過讓孩子們享受一下不一樣的人生，卻沒有正確的教育觀輸送給她們，也讓她們在這場游戲中迷失，也是令人唏噓。還是希望這個節目可以多給農村孩子一下關愛和正確的價值觀，不要讓她們的人生因此變得不好。

⑺ 把講爛的變形記講爛，如何評價《天堂山》這部電影

《天堂山》是一部西班牙電影，也是由西班牙人指導和主演的。而它的主演基本都是女性，所以這也是一部女性向的電影。當然我們的女主人公烏瑪則是一位家道中落的富家千金，她的母親為了挽回這種情況，就想將其嫁給一個富二代。但是烏瑪想要追求自己的愛情，嫁給窮小子。

母親坳不過她就將其送往天堂山，這座號稱能夠改變女子的地方。影片的前半段都是以烏瑪的視角來講述天堂山的故事，每一個來天堂山的富家子弟都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他們在自己生活中往往都有或多或少的問題。

大家對富人的想法往往都是很美好，他們吃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穿昂貴的衣服，也就是他們享受著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富貴生活。而窮人則每天為自己的生活忙碌，每日苦於無錢。天堂山作為一個既向窮人收費又向富人收費的地點，以其光鮮亮麗的外表，隱藏著背後不為人知的丑惡。總而言之，《天堂山》是一部立意很好的片子，但是它的故事卻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