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你是我的春天》举办提前观影活动,该片讲述了什么内容
该片以温暖的口吻讲述了,平凡人们在疫情特殊期间彼此守护的温暖故事。它介绍了几个故事,反映疫情下的人生百态。
这部影片会让我们了解到社区工作者的忙碌日常,不仅要管理分发居民物资,上门解决住户的问题,还要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这部电影捕捉到了在基层岗位敬业付出的工作者真实的身影,管理人员定时定点的消毒,安抚居民情绪,整理分发下来的物资,他们不辞辛劳敬业付出就是为了筑起一道坚实的守护之墙,能够让居民安稳的生活,有着平和的心态。
这部电影会给人带来无限希望,因为在困境之中还是会有人去帮你、去鼓励你、支持你,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㈡ 有没有一部电视剧或电影的内容是:明星女倒追平民男的,就像《来自星星的你》那样浪漫(不是奇幻的也行
韫色过浓
你是我的荣耀
良辰美景好时光
㈢ 小学生疫情期间描写白衣天使的作文10篇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需要一批不畏牺牲的战士;这是一次与死神的较量,它与病魔抗争的白衣天使,下面是小学生疫情期间描写白衣天使的作文10篇,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㈣ 朱一龙在武汉拍《人生大事》被老乡请吃饭,这部影片背后还有哪些故事
演员朱一龙出演的电影《人生大事》即将在6月24号上映,这一部电影在开启提前点映的时候,反响非常好。关于这部电影幕后的故事,也被观众津津乐道。
这部《人生大事》选择的是特殊殡葬题材,在这样的话题中,拍摄得是满满的温情。主演朱一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是在自己的家乡武汉,有一处拍摄地点也刚好是在自己高中学校附近,拍摄过程中,遇到武汉老乡,被多次邀请去老乡家里吃饭,感受道老乡们的热情。
这部电影的幕后,就像这部电影的主题那样,讲述的是殡葬题材这样的严肃话题,但是从导演到演员都是用温情去诠释这样的一件人生大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一个题材,也让人看到,不管是什么题材,只要是用心,就能出好作品。朱一龙也表示,拍摄这样的一个题材,也让他能够更加热爱生活。
㈤ 为什么五六十岁的人不愿意学习新的知识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书籍的好处在于,困囿于现实,你身边是不可能结识像书里那么多优秀的人的,因为有些写书的人已经死了,唯有思想流传了下来。
然而,书籍给了你一条接近他们的途径。
文︱万方中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方独”(ID:wansfang)
1
我因为身在制造业的关系,所以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黑社会、有官员、有制造业老板们,有工厂员工、也有办公室的小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算高,一个月从3000到7000不等,但这个水平在中国,也算不上低。
老板更不用说,从2000年中国开放WTO以来,外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身家没过千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做过外贸。
在这里,上到老板,下到员工,外到客人,内到熟人,你时刻都能体会到一股子反智的倾向。
有时候聊着聊着,就来一句:“哎,读书也不是那么有用的,你看你。”然后就没说下去了,意思是“你读这么多书,还不是最后跟老板打工?”
有的同事要炒股,我推荐他看几本书,尔后又原封不动的还给我。比起这些,他们更喜欢看新闻,看市面上兜售的“某女这轮牛市爆赚600万”劲爆新闻,讨论K线形态,寻找内幕消息。
还有的想创业、开工厂(现在制造业急剧下滑居然想开厂),却没有人想静下心来,充充电、看几本书、学点什么,他们给我的回答常常是:“我觉得看书没那么重要,看了要用得上才行啊!我现在缺乏的是经验,真的,我很需要。你像我师傅,一个斗大的字都不会,照样的走南闯北,但他就是很有经验……”
在这里,人们喜欢对财富高谈阔论,对往事唏嘘感叹,对小道消息趋之若鹜,对名人大事件侃侃而谈。但是从来没有人,想知道这些事件背后的理论和起因,更没有人会静下心来,拿本书慢慢研究。
2
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发生了山崩地裂式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里面,诞生了无数的机会,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富翁。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富的,就这样富起来了。人在财富面前,容易极度的膨胀,过度地强调自己的能力,而忽略了客观因素的作用。
特别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里,经常还会由结果来推导成因。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你总感觉,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因此,这些现象给了人这样的错觉:读书有个毛用,能赚到钱、有能力才是真的。
相信这样的情况你们也经常遇到,你看着看着书,突然走过来一个人,拍拍你的肩膀,对你说:“哎,别读书了,还不如出来社会混几年,学的东西比你在书本上的多多了。你看某某某,从来不读书,还不是照样发大财,这个社会看的是能力。”
至于能力是什么?天知道。有的人认为是人脉,有的人理解为“资源”,还有的人理解为权力。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解读,根本就没有指向问题的本质所在——过去所有的、不靠脑力、技术含量吃饭的暴富都是有前提的: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什么叫信息不对称?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
在中国的股市传奇里,你永远逃不过“杨百万”这个字。作为在中国股市里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无论你怎样评价他——投机倒把也好,走狗屎运也罢,杨百万这个名字,已经被写入了中国股票的历史,成为了一个传奇。
这个人是怎样完成他的原始积累的呢?
有一天他偶然间看报纸,发现一个现象:两个地方的国库券价格是不一样的。
这样,他就从价格低的地方买入国库券,然后拿着蛇皮袋装上,坐着火车去往另一个收购价较高的地方卖掉。
他一年来回好多次,直到有一天,国库券不再存在价差,他完成了第一笔原始积累——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那一年是1989年。这笔钱,对于一个工厂的工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个天文数字——而他的这一切,不是因为读了什么书,而是因为他某天某时某个地点,看到了一张神奇的报纸,而恰恰别人没注意到。
再举个例子:
2000年,中国入WTO的时候,外贸很好做,钱好像是捡来的。
因为那时候开工厂的很少,竞争不完全,因此,外国人来中国,没什么议价的条件——当然,他也不需要议价,那时候的商品,对于手持美金的他们来说,简直太便宜了。
100块钱一对的真皮鞋,赚个50块钱都是常有的事——对于中国人来说,50块钱很多了,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工资才一两千块。而对于外国人来说,这鞋子太便宜了,真皮的,才100块人民币一双。
竞争不完全,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信息没有充分地流通。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做外贸赚钱,人们只有靠口口相传。口口相传的速度很慢,虚实也莫辨。因此,制造业的老板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原始资本积累。
这些需要读书吗?
不需要。
在信息闭塞的年代里,你不需要技术、不需要知识储备、甚至不需要资金。
我记得我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做生意赚了不少的钱,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士农工商,商排在最末,大家都觉得做生意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我的父亲胆子大,敢拉下脸来推着板车出去叫买卖,就这样做起来了。
是的,你只需要胆子足够大,抓住了一个机遇,就有可能富起来。
“人生关键要学会抓住机遇,有时候抓住一两个,足以影响你一辈子。”这不是我们很多前辈跟我们说的话吗?(有些为了宣扬他的这种机会主义,甚至还搬出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至于这个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还是从你朋友的口中得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或许你等了一辈子,也等不到这样的机遇。因此,总有这样的错觉:“好事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倒霉蛋只有我一个。”
然而,现在情况变了,原因很简单:有了互联网。
当互联网诞生了以后,信息就开始变得全流通。
比如你以前买东西,有很多东西你需要,但却买不到——比如,机械键盘,我现在仍然发现,即便在广州这种大城市,卖机械键盘的店铺依旧凤毛麟角。
你好不容易找到有一家卖,人家看你满怀欣喜的样子,第一个意识就是宰一下你。
现在有了淘宝,人家要宰你就难了。你上网一搜,价格清清楚楚,网上因为价格太透明,价格也都差不多。
当信息完全流通以后,机会主义就相对而已很少了——你买国库券,上网就能买,价格透明,不存在地域性价差,再也没有套利的空间。做外贸,上个EBAY一搜,价格一目了然。你过去有权力,能作威作福,现在我拿个手机把你摄像上网,你就有下岗的危险。
所以,现在我们感觉钱越来越难赚就是这点——你凭着机遇来获利的几率越来越小,信息充分流通,你能做的,别人在你的网店买个样品回来,三下五除二就复制了过来。最后跟你做一样产品的人越来越多,价格越拉越低,直到没有利润为止。
在信息闭塞的环境里,你不读书能靠着机会一夜暴富。在信息充分流动的环境里,没有了这些暴富机会,你能靠什么?
靠的是真本事,若有什么机遇,也是对未来趋势的精确判断。
我不知道读书能在这场产业升级中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只知道,不读书,没有知识,光靠经验、人脉、关系、钱、倒腾,在这场产业升级里将会很容易被淘汰。
3
书籍的好处在于,困囿于现实,你身边是不可能结识像书里那么多优秀的人的,因为有些写书的人已经死了,唯有思想流传了下来。
然而,书籍给了你一条接近他们的途径。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往往是片面的、成点状的,你可能会因为一两次经历而顿悟出一两个弥足珍贵的道理,但很快,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激动了一两天,你马上就忘却了,以前该怎样还是怎样。
原因在于,他们只是你脑海中零散的存在,并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支撑着你,形成你的信仰。
而书籍给你的是系统的知识归类和梳理,他将所有的点连成一个面,进行系统的归纳。书籍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梳理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这些,并不是经验所能代替的。
不仅如此,书籍还能带给人经验的补充——一个人不可能经历多重的人生。然而书籍可以,你看历史、看人物传记,能看到多彩多样的人生,从而总结出一般的规律。
不读书所产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盲目地信奉经验主义,觉得经验能至高无上:你想想看,有什么比我亲身经历更弥足珍贵吗?只有我亲身经历的,才是适合我的,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死的,而我的经验是活的。像以下这位就是这样:
他这句话本身其实就是个逻辑错误,将经验和理论分割开来,进行极端的假设。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经验的人是没有的,你只要活着,你就会有经历,有经历,你就会有经验。所以,只读书没有经验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只有经验不读书的人确实是有的,还不少。
这还是一个写作者的群,一个写手,居然推崇读书无用论,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东西来的。
缺乏阅读,还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1. 阅读能力的低下,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朋友圈(图片截自于网络):
这些人甚至把鸡汤当作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你还不能提醒他,怕他生气。
2. 讲话情绪占主导,没有任何逻辑。
3. 凡事凭感觉、直觉,而不相信科学。
比如我们的王林大师,就是这样火起来的。前阵子我还了解到,现在有些所谓的能量大师还真是有人信,当别人跟我描述这些人群的神奇时,真是栩栩如生。
还比如我们很多所深信不疑的星座学、算八字,有时间我专门写文来写写。
4. 一个不爱学习的人,通常也不怎么虚心。
所以很难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你就不要期望着他们会改正错误什么的了,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以为是命,其实很多原因都是自己所导致的。
如果多读读书,别的不说,这个社会将少掉多少不必要的争执和吵闹。
就我个人而言,我出生的家庭并不是很好。我的父母跟很多父母一样,从一个贫瘠年代走过来,他们口味很大,但是能力有限。他们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教的都是一些江湖套路。(比如,我的父亲经常跟我说:“你学习要讲方法啊。”至于什么方法,要怎样读,他从来没教过我。他以为,将这句话重复一万遍,我学习就能讲方法了。再来点压力、奖惩机制,就称之为教育。)
我的性格、我的思维、我的习惯,很多都是从书中得益,在后天自己慢慢研究方法,进行矫正,天生并不具备。
从大数据来看,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读书仅为4.3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更别提犹太人的64本了,中国是世界人均读书最少的国家之一。
无论调查的数据准确与否,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发达国家的阅读率,远高于我国阅读率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和全民阅读率密切相关。
我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从来没有谁跟我谈过电影、音乐、书籍,从来就是“买房了吗”、“买车了吗”、“小孩子多大了”三件套,讨论完这些问题,聚会差不多也可以散了。
这还是本科,受过国家高等教育的人群。其他的人群阅读率更是不堪目睹。
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是读书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读书的问题。
很多把持着“读书无用论”的人,都是本身不读书的,或者读了书压根就没读懂的。
你不怎么读书,大谈特谈“读书有没有用”,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笑的事情。
事实上,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自己不是不读书,他们其实在以另一种形式读书。
比如某老板,花了几千块钱,听完一场“成功人士的演讲”,满怀欣喜地跑过来跟我说:“喂,你知道吗?昨晚我听了那个老师的演讲,真的收获颇丰。他的观点有很多新颖的地方,比如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坚持。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高尔夫从0开始学起。他的朋友告诉这位老师,虽然他是个新手,但是他只要坚持挥杆1000次,他就是个熟手,他挥杆1万次,他就是大师……”
她还没讲完,我就听就明白了,这位成功学演讲者讲的“我的朋友的故事”,其实就是改造版的一万小时理论。这个理论的源头,来自于格拉德威尔的《异类》——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爱读书,只是懒、浮躁、耐不住寂寞。比起一个人费力地一行一行地阅读,他们更喜欢跟一群人坐在台下听别人讲故事给自己听,哪怕是花上点钱。
一个人懒,就通常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一系列的合理的解释,比如——“读书无用论”。
所以,我觉得当这些人读了一些书以后,再过来讨论“读书究竟有没有用”这个话题会比较好。
延伸阅读:
梁晓声:放着那么多好书不读,为啥有中国人甘愿沉迷于低俗内容?
当下,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文化快餐”的时代。各种电子产品、网络游戏占领了人们大多数课余、业余时间。
年轻人大喊着“诗与远方”的口号,却很少有人愿意经常逛逛书店、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
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晓声做客库叔说,他说:
“仔细想来,书籍影响了我。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接近生理反应的习惯——睡觉之前如果不翻几页书,会很难入眠;如果出行没带读物,就像烟民没带烟。”
嘉宾 | 梁晓声
主持 | 武君 瞭望智库
后期 | 祝如月(瞭望智库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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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籍,最好的启蒙老师
我很幸运,我的外祖父喜欢读书,为母亲读了很多唱本,所以,虽然母亲是文盲,但能给我讲故事。
到少年时期,我认识了一些字,看小人书、连环画。
那个年代,小人书铺的店主会把每本新书的书皮扯下来,像穿糖葫芦一样穿成一串,然后编上号、挂在墙上,供读者选择。
由于囊中羞涩,你要培养起一种能力——看书皮儿,了解这本书讲的故事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从而作出判断,决定究竟要不要花2分钱来读它。
小学四、五年级,我开始看文学类书籍。
从1949年到1966年我上中学,全国出版的比较著名的长篇小说也就二十几部,另外还有一些翻译的外国小说,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五六十部。我差不多在那个时期把这些书都读完了,下乡之后就成了一个心中有故事的人。
从听故事、看小人书到读名著,可以说这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听过故事的人很难对小人书发生兴趣,长大以后自然也不会爱读书。可见,家庭环境对培养子女阅读习惯有多重要!
好人是个什么概念?好人是天生的吗?我想,有一部分是跟基因有关的,就像我们常说的“善根”。但是,大多数人后天是要变化的,正如三字经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当年,我们拿起的任何一本书,有个最基本的命题,就是善,或者说人道主义。我们读书时,会对书中的正面人物产生敬意,继而以其为榜样,他们怎么做,我们也会学着做。学的多了,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读了很多好书,他很可能是个好人。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书籍对自己的改变,在“底色”的层面影响了我。因此,我对书籍的感激超越常人。
2
兵团时期的幸运际遇
佳木斯市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总部所在地,兵团战士报也在那。当时我们的文艺氛围也非常好,文化生活非常丰富。
当时全国有很多兵团,但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其他地方的太不一样。黑龙江兵团有48万多人,主要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知青,有老高三还有大学生。同时,还吸收了部队重视文艺和文化工作的传统。
我们不但有兵团战士报,甚至每个连队都有宣传队;团一级的宣传队水平很高,有的甚至可以排全本的样板戏,包括舞剧;师一级宣传队,可以和市级的歌舞团相媲美,甚至水平更高。
有一年,9、10月份,哈尔滨市举行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团的文艺大汇演,将近一千多兵团宣传队员集中在这里,穿着草绿的军装,虽然没有肩章帽徽,按今天的说法,都是颜值很高的男女知青,甚至惊艳了当时正在哈尔滨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
我们办油画班、国画班、版画班、小说创作班、诗歌创作班、曲艺班,这些知青后来大多当了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的教授,或是进入了国家各类的演出团,还出了许多画家。
另外,我们不但有自己的报纸、组织知青进行创作,而且还被外文局的工作人员翻译成外文,与人民画报等知名刊物一起上了飞往外国的航班,在那个时期就“走出去”了。
然而,我的同代人十之七八可能除了课本没有摸过任何书籍——由于各种困难,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与书籍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非常遗憾!
那时候,书可是宝贝!当年的人口是7亿5千万,假设当年的一本最畅销的书籍发行100万册,这意味着700个人里才有1个人可能买到这本书。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普通中学里,一千四五百名学生中,喜欢读书的最多不会超过10个。
这常常使我思考:如果当年爱读书的青年比例更高一些,中国社会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3
命运因“华山论剑”而改变
复旦的老师从上海飞到佳木斯,在兵团战士报上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说,就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到黑河、再到我们团。
那时,我正在木材加工场抬木头,团里通知我,有一位上海来的朋友要见你,要跟你聊一聊。我以为是搞外调的,可能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我没听说过复旦大学,也不认为它是好大学。而且,我对上海的印象也不是很好,所以也没有当回事。
他跟我谈文学——你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吗? 又问我怎么评价他的著作。
两个人可以在那么高的层面上没有顾忌地谈论这个问题,有点华山论剑的感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他嘱咐我,以后不要说任何类似的话,在三四个月内你不要做什么错事。但是,他没告诉我三四个月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回到连队时,有上海同学问,你见的是上海什么人?我说复旦大学来的。
我复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们扼腕叹息,你错过了一次机会,那肯定是面试。
几个月后,我们团就接到了通知书,而且通知书注明必须是我。
在当时,如果团里认为这个人不适合,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别人。
但是,既然注明必须是我,就意味着不能转让——如果我不去,这个名额就没了。你想,这是多大的幸运!
现在想,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复旦大学老师为中文系招生时,和我谈文学,若讲不出来,就将错过这个机会;当你的言谈内使他多少有些惊讶的时候,这个机会和你就发生了关系。而我正好读过一些书。
4
说到底,跟钱有关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
这是网络文化产生以后,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点,外国人很快就从这个泡沫中摆脱出来了——他们过了一把瘾,明白电脑和手机只不过是工具,没营养的内容很浪费时间;而且,这些不良内容就像无形的绳子,套住你品位使劲往下拽,往往还是“下无止境”的。
如果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们也成了这种低俗文化娱乐的爱好者,你也会感到悲哀。
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新文学时期”,那些情况基本没有。当时,我们这代作家30岁左右,铁凝和张炜等人二十六七岁。他们现在依然在写作,基本上还是秉持着那个时期的原则。
后来,文学现象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跟版税有关。到了网络时代,归根到底,还是跟钱有关。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想着钱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好莱坞那些编剧和导演们,在决定拍什么电影之前算得很精,他们会考虑票房。
从写作动机来看,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作者判断受众最爱看什么、潜意识里盼着看什么,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作品中加入这些元素,从而提高发行量和版税。
第二种作者不甘于一味讨好受众,而是希望影响受众、提高他们的品位。那么,就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批评者,要作为一个高质量内容的提供者。这么做,读者可能会少一些,作者的收入也就会减少。
第三种作者只管写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其他一概不论。
我们这代作家大部分是后两种。我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还想要去影响读者——文学应该是真善美的,我就有幸受到过这样的影响。
5
文化良心更重要
上文提到的这个问题,找出原因并不难。但是,要拿出办法来实在是太难了,现在我们能做的恐怕首先是限制。
一个作者口中说出“限制”时,会引起吐槽,网上骂人很流行。
但是,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些负面的内容都有所限制,尤其是对那些可能导致青少年堕落的不良内容,每个国家都是毫不手软的。
西方曾经比我们更严格。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好多西方作家及其作品都曾经被禁过,而且,有些作家还因此被判刑或驱逐出国。
以前我在新浪网上有个博客,发一些散文什么的,点击量很好。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很垃圾的东西进了我的博客——我本来想打理一个非常干净的文字花园,后来发现它太脏了,几乎有一部分像厕所。因此我就跟新浪说,把它关掉。从那时起,我坚决不和这种状态发生联系。
不过,咱们的电视节目跟五六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仅以“逗乐”为唯一目的了,加进了友情、亲情的温暖和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这些正面的社会价值观开始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当然,节目本身的品质也是重点。
要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创作者会逐渐体会到:不应该只停留在“逗乐”的层次上。至于网络上的不良内容和受众人群,我感到遗憾——有那么多好的书、好的文章给读者带来各种美好的可能性,你为什么偏要往那么低下的方向走呢?
娱乐也是需要体面的。
看一本《金瓶梅》说明不了什么,但如果只找这类书和片段来看就有问题了。这样做人不就毁了吗?在当代社会,这样的人已经和那些文字垃圾变成同一堆了。
现在,有些青年就愿意沉浸在那样的泡沫里,那就不要抱怨你的人生没有希望。
6
个人和国家都需要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国的文化自信,那么,个人有没有文化自信?当然有。
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看到就有许多人处于自卑的状态,哪怕他们成了有钱人、当了官,一谈到文化,他们就不自信了。
而我也接触过一些普通人,他在文化上是自信的,可以和任何人平等地谈某一段历史、某一个话题。
书和人的关系就在这儿——在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你无法跟那样出身于上层社会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但在读书这件事上,你们是平等的。无论你端盘子、开饭馆,或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那么多的好书就摆在那供你选择。
(图源:汇图网)
与其怨天尤人——我没有一个好爸爸、好家庭,连朋友都在同样层面,不如看看眼前这条路,路上铺满了书。
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你多读一本好书,就会对你产生影响。
实际上,除了书籍,没有其它的方式能够使普通青年朝向学者、作家这条路走过去。只要你曾经花过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去读好书,无论做什么,都有自信。
我们年轻时手头很紧,花8角钱买一本书也会犹豫。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太多,一本书即便是四五十元,也不过就是一场电影票的钱,可年轻人却不愿意读书了。
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4亿,而我们的读书人口比例的世界排名却是很靠后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
在地铁上,满眼望去,在一万个人里可能都挑不到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从一个人的言行中就能看到他们的父母与家庭,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那些“追星族”还能活到什么高度?
其实,我这么说的时候,包含着一种心疼。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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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人生大事》武汉路演,你对该电影都有哪些期待
这部电影的题材聚焦于中国电影业很少关注的殡葬行业。 通过葬礼这个小职业和殡仪馆们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来映射整个人生。 虽然是一部精采的大电影,但聚焦平凡市井里的小人物,通过主角们的所作所为造就认真活着的人,是自己生活中英雄的价值观。 而这部电影所表现出的温暖接地气的感情,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是一部非常治愈的电影,通过真切的电影描写,反映剧中人物、导演和编剧们对生死的探讨和思考。
他要求的是,毫无遗憾地尽最大努力,走这条路,尽情享受。 最坏也不过是从头再来。 为了最好的风景,危险的路是什么? 我期待着在电影院看到他的新作品。 我期待着他出演不同的角色。 另外,我很幸运地期待他能走多远。 很多人应该对叫吴倩的演员很熟悉。
㈦ 拍2斤发五斤是什么意思
上海的春天过去了。我们邀请了三位创作者与我们聊一聊,春天里他们的所思、所想,和那些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的创作。
史阳琨
照片不说话
照片会说话。有的照片真的会说话。史阳琨的照片不说话,像是哑巴。
《晚春》——他拍摄了武汉这座城市公园里的草木。整个春天过去了,公园里面的草木特别旺盛,但没有人去看它们。
《I Can’t Afford My Body》——在东北,他拍摄了侵华日军战后遗留的化学武器的受害者。
《怀旧之邦》——在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山西大寨村,他拍下了集体景观和个体生活之间的记忆与现实。
《身是客》——关于怀乡,他每次回到故乡,拍摄身边的人。
《季夏》——2021年7月,极端暴雨天气在河南省引发水灾。水灾期间,他拍摄了夜晚的水坝。
《Lockdown》——在武汉,在上海。前者是工作期间的记录,后者是他生活当中看到的瞬间。
史阳琨是河南人,在中原地带长大,他的照片就像农民“面朝土地,背朝天”种出来的地。从播种到收获,种子下地的嫩芽变成袋子里成桩的麦子。方框之内,是他的照片,像是结出来的麦子,每一颗麦子都有来路,每一颗麦子都是结果。
史阳琨生活在上海。以前,他在媒体工作,拍摄纪实新闻照片。2020年4月的武汉解封。他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跳东湖》照片。在那之后不久,史阳琨从媒体辞职,成为独立的摄影艺术创作者。他拍东西的速度比以前更慢了。
最近在家里的那么多天,他也没拍什么东西,就是为了之后的拍摄项目窝在桌子前面看相关的书。脖子疼,背疼,干脆躺瑜伽垫上看。余下的时间他去做了志愿者,没拍什么东西,也拍不了什么。感受、知觉、情绪,现在变成失眠的虫,变成梦里长长的走廊和自在的篮球场。
在麦子之前,在方框之外,过程缓慢,劳动量巨大。变成麦子的时候,方框里面是结果。不管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时的结果。因为是结果,它们都不再说更多的话。
Q: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A:我的阅读大概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之前有买的书没看完的,或者是跟我在做的项目调研相关的资料。另一个就是跟历史相关的一些东西。
Q:具体的都有什么书呢?
A:有一本叫《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汪荣祖 著,钟志恒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还有一个史景迁的《太平天国》,还有葛兆光的《想象异域: 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还有一些视觉方面的书,以及当作放松去看的《水浒传》,现在跟小时候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还读了一本,也是前媒体人叫杨潇,他写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那里面很多状况跟当下还有一点这种呼应,我在里面有读到胡适给郑天廷的信。信里面他说,“人生最不易得到的是闲暇,更不易得到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
Q:你在上海还行吗?最近。
A:我还好。我去年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大概是年前临时搬到这个地方住的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过渡,只签了几个月的租房合同,原计划到6月份我就搬走了。
这个地方离我工作室特别近,大概步行几分钟就能到,但是它是一个特别小的房子,然后厨房我也一直没有用过。我没有任何餐具,也没有任何做饭的东西。但3月29号还是3月30号,有一个朋友他要离开上海了,他要回美国去了。他就留给我很多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包括油盐酱醋。后来我后知后觉,特别感谢他。
Q:你在武汉拍了《跳东湖》,在上海呢,现在要你凭空想,你会拍什么?
A:不知道。我当时是一个摄影记者的身份,那天我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工作。 解封当天,那张照片成为一个代表着生命力的符号,被裹挟,被传播。但那个东西跟我当时作为一个个人的感受是有距离的。在我眼里,我拍下它的感受更接近于《晚春》,那个灯箱的作品。
在上海,我当然有想过作为一个创作者,应该做什么样的回应,应该留下什么样的记录?后来我觉得我做不到。一个是空间上的限制。另外,我还无法准确地去表达。
Q:从记者的身份走进另外一个身份,去做一个艺术家。这种转换对于你来说是很容易的吗,你信心是很足的吗?
A:不容易,但是有信心。我走到现在这一步完全阴差阳错,我怎么也不会想我要去做一个艺术家。读书的时候也没想过,我觉得这听起来是很中产、很精英的一件事情,跟我没啥关系。
真的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做记者那些年给了我很多锻炼。在某种程度上,记者是对问题负责任的。记者的问题意识特别敏感,相对其他行业来讲是很超前的。当代艺术语境里面来讲,问题意识也是放在最前面,这个是这两个职业中相通的一点。
Q:你讲到《怀旧之邦》,你说你在全世界看到怀旧的、更保守的、往回走的趋势。正好有媒体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全球化结束了,全球文化战争开始了》。很多人会感到被抛弃,会不开心。你在拍《怀旧之邦》的时候,它在情绪上对应的是什么呢?
A:我当然对这样的转向感到失望。我们这一代,90后出生,小时候还是一直会相信那种地球村,全球化,明天会更好,是那种信奉很真诚地跟世界做交流的状态。
我自己在这种感受上的转折点大概是在2015年,那时候我23岁。我一到英国的第二年,英国脱欧,我身边一片哀嚎,我老师在课堂上都在哭。我觉得一切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有很大的失落。
2016年年初我还去了美国一个月,当时正在进行大选,也是同样的状况。我感受到的就是校园里面精英阶层的这种判断,跟社会底层的更广泛的判断是脱节的,有一个巨大的裂沟在那里。
那两年在英国,也是极端主义活动以及难民潮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在欧洲走,你会特别害怕。指不定哪里可能就会发生极端主义活动,坐地铁会想自己会不会遭遇爆炸袭击。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机场,我就突然听到那种滴滴滴的闹铃的声音,然后整个机场一下就特别安静,所有人都抬起头来目瞪口呆,都很紧张。后来,战争、疫情,所有的事情都在加剧,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不知道。
回到我的作品来讲,我觉得作品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就是说对一个艺术作品来讲,它可能没有太强烈的立场在里面,因为如果你有了立场,它就是一个宣言。它就是一个宣传,或者它就是一个广告,对吗?
但艺术本身来讲,他可能是不做判断的。他甚至是某种在语言语言范畴之外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感知的东西。
Q:一张照片,创作者把它拍下来,在创作者之外,其实它自己也会讲一些事情。文字也一样,因为每一个字本身就带一些意象了。
A:对,是这样的。某种程度上它是相通的,这个可以追溯到罗兰·巴特之前说的作者已死。你不管是视觉艺术也好,还是文字创作也好,你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它就不属于你了。其实它有更广阔的语境,它有更开阔的一个空间,这个才是它存在的最重要的那个意义。
尤其对于视觉工作者来讲,其实很多人不太愿意去讲述这个作品的,因为你的语言就把它给框定了,你讲述的太多了之后,它就是你框定的语言范畴内的东西。但往往对于视觉艺术来讲,它是逃离语言的,他是希望能够逃逸这个东西的。不去讲述的话,它就能逃得更远一点。
Q:你的照片是在重新去组建一个世界,还是在去整理一个已经存在过的世界?
A:某种程度上它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没有完全去组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原本就是存在的。这些照片它原本就是在那里的,但是我如果不拍,你就看不到他。如果不拍,你就看不到这个景象,你就看不到这个存在。但是我拍了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真实的确切的存在的一个东西。
虽然我的这种拍摄方式没有photoshop,没有置景。我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用相机去记录的时候。但那个真实它又是我建构的,是我去创造的瞬间,我去抓取的瞬间。所以你又可以说它是我去逐渐地构建的真实的世界,它是两个交织的东西。
Q:你的照片情感很重,但实际上,你又是限制了自己的感情的部分的。
A:对。它是克制的,有框架的。所以它需要准确。它当然是有感情的,但感情的度需要把握得非常准确才行。不然就会过犹不及。
郭濮源
再跳会儿舞
上海徐汇区的老洋房,不同于高楼公寓所形成的社区,人很少,一个弄堂里四栋楼,一栋楼里三四户人家。郭濮源就住在老洋房的三楼。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的院子种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树,上海的老洋房很多都是这样,一般情况下,这片区域的每一棵树都会登记,被好好地保护。
郭濮源自己在阳台上也种了不少植物。春天一点点的过去了,植物也在变化当中。他喜欢植物,疫情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每天去观察,看它们一天当中有了什么样的细微的变化。刚开始隔离的时候,阳台外面的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秃的状态,后来开始一点点发芽,直到一个月后阳台外面满是绿色与鸟鸣。
很长一段时间里,郭濮源为行业内熟知的标签是时尚摄影师。他拍摄时不喜欢依靠大量的置景和道具来呈现效果,而是更倾向于仅凭光影的变化完成作品。就像走在树林里,树叶挡住了光,或是接住了光,影子落下来,剩下的光也落下来,就成了照片的底色。有时候拍摄的时候,他会给拍摄对象一件东西,不是为了形式感,而是想让拍摄对象去和这件东西进行短暂的互动,从而激发出一种真实的,或者是超脱的状态。
除了好看的植物,上海也有好玩的俱乐部。郭濮源喜欢去电子乐俱乐部跳舞,它们常常在地下,烟雾弥漫,谁也看不清谁,每个人都在专注地舞蹈。植物和跳舞有相同之处,它们同属于自然的一部分。郭濮源相信,舞蹈是人类的本能,就像非洲一的些原始部落人们本能地去跳舞,是他们天生具有的表达方式,舞蹈可以帮助我们回归自然。
2016-2018那段时间上海有意思的电子乐club相继关门了,一时间心血来潮,于是他自己也开了一家club,现在,和他的工作一样,俱乐部节奏音乐停了下来,不知道什么重启。
这段时间,郭濮源想念跳舞的日子,想念可以出去工作的日子,他特别希望可以早点回到这些日常里。
窗外
Q :这段时间,你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A:各种想法特别多,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在家待着,不去出门工作。这种长时间的不工作会让我有一种焦虑。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很多事情的信心动摇了,比如对于这个城市的信心。另外似乎从来没有过那么多时间思考政治、社会与人性,我想这次漫长的隔离中,很多在上海的朋友都是如此吧。
如果人不工作,每天只是活着的话,也挺累的。我现在特别能感受我父亲生活的状态。我是山西太原人,在我开始工作以后,就离开了太原。先是去了北京,然后又搬到上海。我的父亲退休以后一直生活在那边,我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一年当中,我们见面的时间也就是几天时间。我们都没有很理解彼此的生活。这次疫情某种程度上,让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退休之后的生活,每天重复着一样的节奏,买菜、做饭、打理家务,忙完一天就过去了。
与朋友们线上云喝
Q:2015年你搬到上海的时候,住的就是现在的房子吗?
A:不是,这是我来上海以后住的第三个地方,大概2019年搬到了这里。
Q:往年在这个房子里感受到的四五月,和今年有什么不一样?
A:往年这时,我都在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去感受周围的环境。今年从4月份到现在,我终于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春天的变化……
我住这个老房子在三楼,有一个阳台,外面种了很多的树。这也是上海的一个特点——老洋房四周都是种很多树的,每一棵都会登记、被很好地保护,这点我是比较喜欢的。
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除非你去大公园里,你才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植物。在上海不用去公园,只是在家里的阳台上一眼看出去,从近及远,种类就至少超过十种:桂花树、常春藤、水杉、棕榈树、枫杨树、梧桐树、广玉兰,还有雪榕树......也不是说只有我家能看到这种景象,很多上海房子的窗外都会有差不多的景象。我不知道你跟我通话的时候,有没有听到鸟叫的声音?它们每天在这些树里飞来飞去的,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个城市的一点。
生活隔着荆棘
Q:这段时间,你有做什么创作?
A:就是写一些文字的东西,然后也拍一些视频、照片。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在做视频工作室,他们让我拍一些疫情当中的镜头。我拍的其实很多都是重复性的画面,每个大概十几秒到二十几秒,都是固定镜头。打个比方,我就拍下雨,我机位就放在那里,雨水不断,落在地上;拍风中的树;拍我做饭的时候锅里翻滚的汤,就是这样一些重复的镜头。
Q:你可以和我们聊一下您主理的那家俱乐部吗?
A:18年开了44KW是偏地下电子乐类型的club,去年与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家艺术展览结合Live house的俱乐部SYSTEM。现在都没有办法营业,我自己摄影方面的工作也都停下来了。现在即使上海解封了,我们能不能继续营业还是打个问号。所以现在有点迷茫了,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疫情里,我们是水缸中的金鱼
Q:你刚刚说看了很多电影和剧,有哪些是特别有感触的?
A:我每看一个东西都会有一些触动。隔离刚开始的时候看了《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是之前一直想看但没来得及看的。这个电影让我非常怀念的是以前去看音乐节,可以出国旅行的那些日子。大概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时尚杂志行业都在一个上升的势头上。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出国拍摄的机会,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的很多国家,还有非洲、北美洲的各个地方,世界各地到处飞、到处拍,那个时候很开心。现在一去不复返了。
有天晚上被居委叫去附近街道核酸,从晚上9点半排队到11点,队伍很长,人与人间要求隔两米,照片是一位排在我前面的男士的影子。
Q:还有别的电影或剧吗?
A:这几天看的太多了,基本上每天都会看。这两天我在看《弹子球游戏》,原著叫做《柏青哥》。(美籍韩裔作家李敏金著,2017年出版。)还有一部叫《巴比伦柏林》,是德国的一部剧,讲的是二战之前的德国,在柏林所发生的很多事情。
Q:你这段时间有过自己在家跳舞的时候吗?
A:有,但不多。
Q:那种一个人跳舞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很享受,还是说有一点别的情绪?
A:也是挺享受的,也许不如在俱乐部的氛围好,但一个人跳舞的时候更肆无忌惮,更自由。偶尔需要把自己放飞一会儿。
张涉嫌
有了慢的画
张涉嫌是个蛮自由的人。他出生东北,很小就不怎么上学。他画画,但不科班。他是那种把画画当生活的人。
在疫情出现之前,张涉嫌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时间在路上,他旅行的经历很有意思,总是很“丛林”。2019年,他开车从上海出发,从黑龙江满洲里口岸进入俄罗斯,横跨了俄罗斯到欧洲,再自己开回来。
他写的游记像他本人,穿越欧洲的路可能是很多人都走过的路,但他驾车从中国开过去这一趟,显然更精彩很多。在捷克的夜路上遇到的野狐狸;漫漫路途里遇到的怪人;尤其是在巴塞罗那遭遇交通事故,大家停下车来等待的时候,他和朋友发现有人偷钱包,他没想太多,就一路跑着追出去,最后追到一个桥洞里,把小偷揍了一顿,帮人把钱包给抢回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次见义勇为很可能会得罪当地的阿尔巴尼亚帮派,他的中国牌照的越野车很显眼,由于担心被报复或者引来更多的麻烦,在大家建议下,当天便匆匆离开了巴塞罗那。
他的生活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完全由他自己就可以搅动出一个巨大的漩涡,激情不缺,乐趣不减。他是这样的人。困难越大,越有劲头。
最近的张涉嫌在上海。2022年的春天,疫情开始在上海蔓延。他被困在了画画的工作室里。
他的工作室在上海闵行区,这幢建筑由仓库改建,租金相当于市中心同种房屋的十分之一。因为足够便宜,所以很多附近工作的工人宿舍都设立在这个园区里。这其中,包括华亭宾馆的员工宿舍。张涉嫌听园区物业的领导说过,这个园区里住着700多个人。从3月到5月7日采访那一天,他在工作室已经待了63天。
猪肉
生蚝壳里的画
画最后一块牛排
Q:你瘦了十几斤?
A:20多斤。最近稍微回来点。前两天特别瘦,因为之前是完全没有吃的。
因为华亭宾馆的事,我们是最早一批被隔离的,最开始的隔离跟之后的不一样。那时候可以叫外卖,我也没当回事。后来突然有一天,大家都隔离了,我直接就完蛋了,没有吃的。
我从小卖部里面买了一个面包,挺大一个面包,大概小臂那么长一条,我每天吃一小块。然后我有一箱牛奶,可以喝点奶,一天吃一顿。真的就是每天饿得两眼发懵,然后胃也饿小了,以前我吃饭可以一直吃,现在我吃一点东西就饱了,吃不下什么东西。
Q:现在能买到东西了?
A:买不到。也没发。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居民区,它是工业区。承蒙各路朋友们的照料,然后各种省吃俭用,我现在一天吃一条肉,手指头这么大一条。
门口野生的小狗
Q: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看你画的画,以为你半享受地很轻松地度过了这段隔离的时间。
A:是这样,物质上非常艰苦,但说实话我觉得我经常还是挺享受的,真的。有一个原因是,我没有隔离在家里,如果是在家里面以我这种完全忍受不了无聊的人,我可能真的要崩溃。
这60天下来,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完全一个人待着,还挺好。每天中午起床,吃点东西,晒晒太阳,然后画画,看看书、抽烟。门口打打篮球、健健身,园区里捡捡破烂拿回来画画,就挺好。
就算疫情结束了,我也可能真的就被这个事情改变了。这些年里面,几乎没有一周我是少于三天在外面喝酒的,各种酒局、饭局,但现在我完全不想了,没有兴趣了。
隔离完之后,我准备把住的地方也退了,我觉得我不需要,(我的生活)完全可以就在这里面。我这工作也不需要跟别人合作。甚至钱都不用挣了,因为按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的话,(很少花钱)钱是够用的。
Q:这其实跟你的人有关系。你是一个内核很强大的人,然后刚好在你工作室这块区域里,你最重要的那些东西都能得到满足。
A:对,反正我前两天跟朋友打电话也说。我说如果时间倒回到63天之前,就算我在外地,我都要赶到上海感受这60天的隔离。我太需要隔离了,我觉得特别好,而且画画上我觉得也有很多变化,总之真的就是一好事。我也不能这么说。疫情当然是坏事,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阶段。
邻居的马
Q:你说画画上有改变,是什么改变?
A:我之前是特别的一气呵成。就是不管画什么,哪怕巨幅的画,我这一两天之内必须画完,画不完我也不再碰了。我没有兴趣去花很长时间慢慢弄一张画,不是这样不好,只是我比较怕累,这种事一想就很累,我现在说出来都觉得累。
但是最近因为疫情,画布很短缺。我必须在每一张上花得时间长一点,不然后面就没了,细水才能长流。这样一来就对画面本身有影响。就跟你施工一样,工期不一样了。你盖一个楼,平常一个礼拜就盖完了。这次你盖三年,心态什么的都不一样。
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蓝围巾男人》。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模特写的。这书很简单,就写了6个月以来,他给弗洛伊德做模特的过程。那张画我之前没见过,后来我去查,我就想什么画要画6个月。一看那张画就跟我们A3纸那么大一张,特别小。这种大师,要6个月,我就想弗洛伊德这种级别画家,他也不需要装逼。他肯定有他的理由。我把书看完,结合当下这个状态,我也慢点画。
所以,好与坏是很主观的事,这种状态只是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心态比较……没那么急,会慢慢来了。
垃圾袋上的服装
Q:你最近画了挺多的。
A:因为每天没事干我就画画,我画布已经没有了。现在就在外面捡回来的各种东西上面画,门板子,酒瓶子,我今天捡了个垃圾袋,准备画一条裤衩。
Q:你说你最瘦的时候是4月十几号,那段时间画了什么?
A:我自己也不知道画的什么。记不清。反正每天我都画两笔,坚持让自己画两笔。
Q:你隔离这段时间,可以出仓库,在那个园区内活动?
A:对。幸亏我们这个园区有很多荒废的楼。它本来是一个国企工厂。当年工厂倒闭之后,留下了很多荒废的楼。这个房子特别老的厂房,所以我就可以进入捡东西。我最近捡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挺有意思的。
玻璃瓶上画的保安
Q:你都捡到了什么?
A:我捡到了一个80年代的舞厅的灯球。还有一些老的餐具,瓶瓶罐罐。还有一些东西很大捡不回来,比如这里面有一个厂房是当年职工的娱乐场所,里面有电影院。这里买有当年挂海报的画框,特别好,木头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也没有坏。它大概是70年代的东西,特别有味道。但这个工厂说不能给,不让我拆。
这旁边还有一个当年电影公司的道具仓库,里面有一个书柜。是电影公司用来做道具的书,因为是做道具的,所以什么书都有,各种想不到的书,特别有意思。有一本书,我忘了是一九六几年的还是一九八几年的,叫《千万个为什么》。小时候小孩看《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是给成人编的,就变成了《千万个为什么》。那个书巨厚,比字典还厚,里面什么都有包罗万象,从洋葱的种植到无定形硅为何能成为单晶硅棒。我看第一页有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男性在各个方面都要强。我一看这个标题,这不是找死吗?而且肯定是不对的,但这也说明人类认知的变迁,毕竟是四五十年前的书。
门板上画的闪电
Q:我看你微博上写过你自己觉得最好的一个阶段是90年到2000年代那段时间。那时候你们一家人去广州。所以听你讲这些的时候,我会想,你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或者说,那不是念旧,反而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你身上不太奏效。比如你讲你在工厂里边去捡这些东西,跟你过去或者未来在某个旅程中去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其实是一回事,在你身上好像是这种感觉。
A:其实最近,我们这个园区这儿有很多工人嘛。我前面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们这个园区从最近两个礼拜开始,经常有打架的。不光打架,包括路上碰到了戾气都很重。可能最近憋着了。
前几天我戴个耳机出去捡东西。出去拾荒捡破烂。你知道苹果耳机降噪功能特别好,你戴上就听不到周边的环境。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台本田,从我身边可能就30厘米的距离开过去了。速度得有100多,赶上高速上的速度了。我觉得我只要动一下,就能把我给撞死。很危险。他开过去之后给我气得。落叶、土,整我一身。
最后一张油画布上的画
Q:土?
A:对。你想这两个多月园区里没有扫过地,这个车走到路的尽头,掉了个头又回来了,又是一脚油门。我赶紧捡了个大石头砸在路中间,没往车上砸,砸车要赔钱的,我就砸旁边,就是让他把那车停下。我说你有病啊?一个大哥,大胡子,憋这么长时间他脾气也不好,他就要下车。
这种情况下我是不过脑的。他一准备下车,从表情到动作,那肯定就是要下车来揍我。我本能地反应,他车门一开,我一脚就把车门踹回去了。他也没下来,之后可能也不敢下来了,就在车里面说你干嘛。反正就是对骂。我说你得给我个解释,怎么就能这么开车?
他说,“我这个车放了有一个多月,电瓶亏电了,得跑一跑充电,不然解封那天车打不着了。”
我一听,我的天,他说的真好,说的对,太有道理了,合情合理,确实是这么回事。我的车也放了一个多月了,我都没注意这个事。他走了之后,我就回去拿钥匙去开车,发现车已经快发不着了,打了几次才发着。我就想得亏碰到这个事,再晚几天车就真打不着火了。
因为园区也不大,我开出去跑的时候。把车窗摇下来凉快凉快,他也看到我了。其实有点尴尬。
监制:佟宇
采访、撰文: 晏文静
统筹、编辑: 李祺、赵文斐
【本文刊登于《芭莎男士》2022年6月刊】
㈧ 《你是我的春天》首轮口碑获赞“治愈温暖”,影片中有哪些治愈人心的画面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有一对夫妻妈妈是医生,在疫情之下只能去支援,而爸爸在家带孩子父亲带孩子面对的困难是特别的多。还有就是农民工凭借着自己的锦薄之力给灾难地区捐赠口罩,还有就是一些特别年轻的医护人员累了就会靠在一起睡觉,醒了就会穿着他们的防护服在病人之间。
㈨ 电影《你是我的春天》将于7月1日在全国公映,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电影《你是我的春天》将在全国公映,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抗击疫情,记录的是在武汉疫情来临时,不同身份的普通人他们面对疫情时的生活,大家也许会面临鸡飞狗跳,也许会面临分别,但是镜头下的平凡人也有着善良和温暖,大家都在用心的去生活,心中仍然充满着希望,相信未来每一个春天都可以到来。它的主题就是以小见大,关注点是那些疫情下也在默默付出的普通人与默默承认的平凡百姓,但是大家都从来不会放弃,相信美好的到来。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都曾有过慌乱和害怕,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坚强面对,也有更多的一线工作人员选择在岗位上坚守。这部电影就是从小人物视角来体现疫情下百姓的生活与工作,带来治愈和温暖,鼓励更多的人相信生活,相信美好。
㈩ 值得推荐的电影《人生大事》超前点映,这部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人生大事》还未正式上映前,就已经在朋友圈刷屏。原因无他,该片的导演刘江江是我校校友,学校微信公众号,学院微信公众都发布了相关的推文。此外,连朋友圈卖电影票的都表示该片点映分数较高,应该算是六月黑马,建议尽早买票观看。果然,一查才知道,该片在6月19日的点映中,评分达到了9.7分,是最近三年点映家庭类电影片中评分最高的。可见,真值得一看。
亮点三,地地道道的方言,传递出别样的语言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使用方言,给大多数观众眼前一亮的感觉。像《无名之辈》《火锅英雄》《万箭穿心》等等,方言的使用和故事的发生地相契合,无疑是加分。本片主演朱一龙作为地道的武汉人,在电影中也将使用演出,看完预告和一些片段后,给我的感觉是舒服,人物是接地气的,同时地方语言能够传达出普通话可能达不到的力量。从台词力量来看,我认为也算是一大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