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用历史的角度分析余华的《活着》
读过余华小说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平凡的故事正在讲述，说不定哪就会出现血腥、出现死亡、出现你绝对意想不到的悲惨情节。如果说在他的短篇作品中出现这样的冷酷笔调，人们还能勉强接受，那么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当故事进行到了最后，主人公离奇死亡，哪怕是顺理成章，读者似乎也是再怎么勉强也难以接受的。比如《兄弟》这部长篇小说。宋刚的惨死无疑是一个悲剧，这是每个读者都能理解的，而李光头的飞黄腾达呢？这，无疑也是一出悲剧。兄弟二人性格迥异，导致了日后生活上的绝对反差，善良者为生活所迫，最终惨死，邪恶者偷奸取巧，竟成亿万富翁。这样的结局安排其实是很老套的，翻开明清小说，大凡以“反抗专制”为主题的悲剧作品，多以“良善者受欺、邪恶者发达”为终点，目的很简单：强化作品的悲剧色彩，加大作品的批判力度。余华的《兄弟》总体上走得也是这一套路，所不同的是，这样一种思想的表达，掺入了更多、更复杂的关系，倘若单以“批评”二字来加以概括，那么也未免太小看余华了。无数的创作表明，真正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绝不会是“就事论事”“有一说一”的。如果《红楼梦》单是讲儿女私情、家常里短，那么它是断无传世之可能的。
余华作品看似平淡，但却内含深刻，奉之以“微言大义”，似乎也未尝不可。以往对余华作品主题的评论多喜欢用“人性”的说法来加以诠释生发，这自然有其道理，但一种固定的说法显然不足以涵盖所有。而且在我个人的阅读习惯中，也挺反感那种故弄玄系的概念。“人性”到底该作何解，其实是很难说清的。私下里摒弃了“人性”方面的开掘，我以为余华作品更多的是在述说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在这种种关系的作用下，偶尔也会出现“个人的胜利”，然而这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幸福瞬间”，随着时事的变迁，情节的推进，个人的存在终会屈服于残酷的外部世界，从而完成一出出“现实的悲剧”。
余华的文字向以冷酷著称，平凡中蕴藏着离奇，淡漠中内含着火热。这样的创作特点几乎是他每部作品都有所体现的，而尤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为代表。小说《活着》被张艺谋搬上了银幕，演员葛优也因在这部影片中的绝佳表现而荣膺戛纳影帝。作品的时间跨度几近四十年，所叙之事无非是一个人的时代命运。解放前的纨绔放荡，家道中落后的窘迫悲凉，特殊年代里的身不由己，特别是发生在主人公身边的死亡，更是让人动容。亲人的亡故，让福贵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打击，而在各种灾难来临之际，他又总是那唯一幸免的人。这种“幸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幸”。尤其是在晚年，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相继离他而去，而且那死亡的方式无不触目惊心。到最后，陪在福贵身边的只有一头也叫“福贵”的老黄牛。此刻，他和老黄牛真正地融为了一体，命运的捉弄使这出“人间悲剧”完全升华了。电影《活着》在很大程度上对原著作了修改，最后的结局还是给观众留下了希望。相比较而言，原作的震撼程度是无法以电影的形式加以展现的。
平淡的叙述、平淡的语言，余华用自己的方式将一块普普通通的豆腐翻炒出了人生的百味。火热的年代、激烈的冲突，在通过个人经历得以展现的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余华那深藏着的热烈与挚爱！
❷ 比较分析莫言和余华小说的不同艺术特色
莫言和余华小说的不同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叙事风格、语言运用和主题表达三个方面。
首先，在叙事风格上，莫言常常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现实与幻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一个既奇特又富有象征意义的世界。例如，《红高粱家族》中，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超现实描绘，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相比之下，余华更倾向于写实主义，他的小说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刻画现实生活，揭示人性的真相。在《活着》中，他通过对主人公福贵一家悲剧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人在苦难面前的无奈与坚韧。
其次，在语言运用上，莫言的文字丰富、生动，善于运用乡土语言和各种修辞手法，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间气息。比如《檀香刑》中，他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和民间戏曲元素，使得小说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余华的语言则更为简练、质朴，他善于用平实的文字表达深刻的情感与思想。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他以简洁的笔触描绘了许三观卖血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挣扎。
最后，在主题表达上，莫言的小说往往聚焦于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复杂关系，通过讲述一个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表达对生命、爱情、死亡等永恒主题的深刻思考。而余华的小说则更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与救赎，他通过对人物命运的细腻刻画，揭示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
综上所述，莫言和余华小说的艺术特色各有千秋。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丰富的语言和深刻的历史文化思考著称；而余华则以写实主义的笔触、质朴的语言和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闻名。两位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才华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❸ 举例说明先锋小说的创作特点（余华、苏童、格非等）
以下是我们中文系的期末考试答案，是自己根据教材总结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和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如马原的小说《叠纸鹤的三种方法》，涉及到了一桩刑事案件，但作者并没有谴责什么，也没有发人深省的议论。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有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如马原的小说《虚构》，记叙其进入玛曲村的时间是5月3日，过了七天，离开的时间竟是5月4日。先锋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
3、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叙述了几个互不关联的“西藏故事”，故事既不完整，也无明确的线索，在叙述结构上显得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