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电影史论文4000字

1. 有关中国电影史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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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 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原因 毕业论文4000字

电影发展，肯定好

3. 简述中国电影发展史作文1000字

写作思路：把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写下来，包括起源，发展，现况。

由1896年至20世纪20年代，虽然外商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但亦阻止不了我国电影活动的开始。1903年，德国留学生林祝三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回国，租借北京前门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电影。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

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但是最早尝试拍摄这种电影类型的丰泰照相馆只属小本经营，算不上是电影机构。

直至商务印书局“活动电影部”的出现，才真正代表中国制片业的开始。在这段期间，除了“商务”之外，先后出现的电影制片机构还包括由美商投资“亚细亚影戏公司”、“幻仙”、“中国”、“上海”、“新亚”等。

由于他们的成员多是来自戏剧舞台，所以当时的电影题材和内容大多源于中国戏曲和文明戏。此外，他们也开始拍摄剧情短片和长片，对电影这种艺术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历经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再到立体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立体像（3D），从模拟到数字，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进程。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电影都留下了优秀的代表作：20世纪20年代拓荒时期，有《孤儿救祖记》等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电影；抗日救亡时期，有《狂流》《中华儿女》等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抗战后，《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又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和本质，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4. 中国电影史

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但是最早尝试拍摄这种电影类型的丰泰照相馆只属小本经营，算不上是电影机构。直至商务印书局“活动电影部”的出现，才真正代表中国制片业的开始。在这段期间，除了“商务”之外，先后出现的电影制片机构还包括由美商投资“亚细亚影戏公司”、“幻仙”、“中国”、“上海”、“新亚”等，由于他们的成员多是来自戏剧舞台，所以当时的电影题材和内容大多源于中国戏曲和文明戏。此外，他们也开始拍摄剧情短片和长片，对电影这种艺术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历经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到数字，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进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电影都留下了优秀的代表作：20年代拓荒时期，有《孤儿救祖记》等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电影；抗日救亡时期，有《狂流》、《中华儿女》等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抗战后，《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又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和本质，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中国电影走出低潮，拍摄出《小花》、《人到中年》等一大批反映改革实践、针砭社会时弊的优秀影片。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国大典》、《大决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焦裕禄》、《凤凰琴》等现实题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先后实施了影视合流改革、电影精品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艺术质量和形式都有崭新的突破和提高。除《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喜莲》、《那山那人那狗》等作品外，还出现了《不见不散》等贺岁片、喜剧片的新样式，涌现出一大批新生力量。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影形成了国有、集体、民营多种所有制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电影发展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邓小平》、《可可西里》、《台湾往事》等力作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英雄》、《神话》等国产大片共同占据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在世界影坛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中国有30多部影片在40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标志着第三次发展高潮的到来。
个人觉得着重写一下以后的发展方向和建议，，

5. 谁有关于对中国电影评论的论文，急需

从《卧虎藏龙》的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看中国电影的发展 摘要:《卧虎藏龙》是中国武侠电影的成功之作,究其因是该片深受中国古典美学中儒、释、道三 家美学思想的影响,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由此,通过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重新建构并使之现代化,对 中国电影走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卧虎藏龙》;中国古典美学;中国电影 中国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多年来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并且也是中国电影 界进军国际影视圈最为成功的电影类型。它以独特的魅 力吸引了无数的海内外观众。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中 国武侠电影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以中国古典美学 为依托,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卧虎藏龙》的成 功便是最好的例证。《卧虎藏龙》在2000年大放异彩, 它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诠释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摄影、 舞美、动作、音乐等都体现了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韵味, 凭借这些优势,这部影片获得一片盛赞:荣获第73届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荣获第54届英国电影学院 奖最佳外语片等4项大奖;荣获第3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剧情片等6项大奖;荣获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 佳影片等9项大奖。 一、《卧虎藏龙》的中国古典美学特征 《卧虎藏龙》从影片一开始就带有浓郁的道家风范, 无论从音乐上还是从场景上,都透出一种淡淡的深沉和 忧伤。这种道家美学风范一直贯穿着整部电影,但在这 其中也暗含了以积极入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和与人为善, 普度众生的佛家思想,可以说,《卧虎藏龙》是对中国 古典美学的一次集中展示。 (一)道家美学思想的精彩演绎 “老子与庄子以道为宇宙世界之本原的哲学思想,为 其以道之美,即以自然之美,生命之美为核心的美学思 想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1〕在老子和庄子 看来,“道”是宇宙的根本,只有道才是正真的美。这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美,“道”是主宰,所以要顺应它。 “既如此,一切有为纯属徒劳,惟‘道’是依,则万事 莫不成。此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因此,道家主张 “出世”,遁迹山林,以此达到避世的目的。他们认为 “道之美就是一种混沌、模糊、朦胧的美,是一种无象的 美、无形的美、无状的美,是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 美。”〔1〕《卧虎藏龙》正体现了这种道家美学思想。 1·电影中的人物所体现的道家美学风范 片中李慕白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内心空明、不悲不喜、 冲虚平和的道家境界,让人着迷。首先,从造型上讲, 李慕白长袖飘飘的古装便给人一种道骨仙风的印象。他 临风而立、不虚不燥、举止稳重、淡泊致远,显示着一 代宗师的气度。其次,从他的武功来讲,李慕白是武当 派的传人,而武当山正是道家修行的圣地。在打斗中, 他总是表现出优雅淡定的气度。长剑在手,仿佛进行的 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而是一场自我陶醉的表演。打 斗不再是斗勇斗狠,而是表现一种舞武结合的形式美, 追求一种意境美。李慕白一手挥舞着长剑,一手背在身 后,这种从容与优雅的形象让观众印象深刻。此外,从 他的思想上看,他始终追求一种清淡无为的道家美学境 界。影片开始时他与俞秀莲的谈话就充满了悟道的意味。 “我并没有得到喜悦,相反的,却被一种寂灭的悲哀环 绕。”他交出青冥剑,想从此退出江湖,这种想法正是道 家“出世”思想的体现。“将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 将手张开,你拥有的将是一切”,“无知无欲,舍己从 人,才能我顺人背”,正是对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诠释。 2·场景美所体现的道家美学意境 《卧虎藏龙》的另一大亮点便是它的场景美,展现 了中国传统的山水美学意境。云雾缭绕的山岳,悠远灵 动的竹林,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体现着道家冲虚淡然 的人生态度。其中经典的场景之一就是江南水乡的画面。 俞秀莲的镖局所处的环境就是江南水乡,影片画面唯美, 犹如一幅幅写意的山水画。水的渲染成就了江南的基本 情调,体现了至柔至美的意境。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的 活动也就平添了一份自然的美感。而片中另一个让人感 受最深的场景就是李慕白与玉蛟龙在竹林打斗。竹子是 一种至柔又至坚的植物,他二人在竹枝上用轻功追逐, 飞跃,有一种高雅柔美的气韵,虽然也有紧张的场面, 但不费力。张驰有度、动静结合,他们仿佛不是在打斗 而是在竹的海洋中表演。场面优美,给观众造成一种超 凡脱俗之感,让他们体验到一种轻盈灵动的气韵和一种 张弛有度的舒畅。自然之美与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合 二为一形成一个唯美的画面,这也正体现了道家天人合 一的美学追求。 3·音乐美体现的道家美学情怀 《卧虎藏龙》值得称道的另一个元素就是它的音乐。 其音乐的制作者谭盾也因此屡获殊荣。影片的背景音乐 很感人,一开场便是大提琴演奏的忧伤而深沉的旋律, 奠定了整部电影的感情基调,舒缓而又忧伤的旋律随着 剧情的发展,配合影片深化表现的主题,谭盾的音乐表 达了欲罢不能,痛苦困惑的心境,透露出一种惆怅而悲 伤的感情。这种舒缓柔美的古典音乐,恰如其分地营造 出空灵飘渺的意境,形成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美。 (二)儒家美学思想的完美体现 儒家文化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儒家提倡中和之美,“从音乐上说,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 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2〕这种中和的 美学思想就是中正和谐,中庸的美学追求。“中者,正 也;庸者,常也。不偏不倚之谓中,不走极端,不从偏 邪之谓正。所以,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实施仁学,推 行礼乐过程中,不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中正的法 则。”〔1〕此外,儒家在人格修养上追求“里仁为美”、“要 想具有人格美,就应以‘文质彬彬’(《论语·雍也》) 的准则要求自己,将内在美与外在美,形式美与内容美 统一起来。”〔1〕儒家讲求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要求“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治世理 想。 《卧虎藏龙》中首先体现儒家文化内涵的是李慕白, 处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他虽然一直想离开江湖 恩怨却无法离开。忠义二字在他心里有很重的分量,为 了尽忠,他必须为师父报仇,杀掉碧眼狐狸。尽管从一 开始他就一直在说想退出江湖,但他一见碧眼狐狸的行 踪就立刻展开复仇行动。此外,他对于他和俞秀莲的爱 情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一个义字,为了对得起朋友的 义气,他强压心中多年对俞秀莲的爱慕,到死才说出口。 体现儒家美学思想的另一个人物就是俞秀莲,她苦 恋李慕白多年,但就因为与自己定过亲的男人是李慕白 的朋友,所以就算这个男人已死,她也无法与心爱的人 在一起。他俩的爱始终是不温不火的感觉,为了对方牺 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爱”这个字却说不出口。贝勒 爷表示要捅破他两个的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俞秀莲只是 平静地说一切随缘。她对爱情的这种态度正印证了孔子 所说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她的所 作所为正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最好实践。导 演正是用这样一种文化铺垫,将影片的主题上升到一个 全新的境界。 (三)佛家美学思想的隐隐表现 佛家思想分为小乘和大乘,小乘讲究个体的自我修 行,而大乘讲究泽被苍生,普度众生。佛家主张与人为 善,无欲无求,重生恶死,要救众生于水火之中。 在影片中,这种佛家思想集中地体现在李慕白身上。 他放弃了辛苦得来的大侠之名,舍得将有400多年历史 的青冥宝剑赠与他人,这是无欲无求,无名无相的印证。 而他对于玉蛟龙的反复规劝也体现了他一心向善的佛心, 直到最后他以自己的死来唤醒玉蛟龙的善良本性,更是 我“佛”慈悲,舍己度人的最有力证明。 《卧虎藏龙》正是因为以“儒”、“道”、“佛”三家 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美学为底蕴才能创造出这么成功的作 品。这部电影将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意境美的审美标准发 挥得淋漓尽致,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征服了中西方观众的 心,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典范。 二、中国电影本土化和全球化结合的道路 《卧虎藏龙》将中国武侠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近年来,中国电影却屡遭失败。2002年,张艺谋导演 的《英雄》以史无前例的宣传攻势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在深圳神秘地公演了一周之后,满怀期待地 角逐第75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结果败北而归。之后 又相继拍摄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希望以其宏大的场 面和华美的服饰能在奥斯卡上争得一两个奖项,结果也 是失望而归。我们不禁要问,国产大片到底怎么了?为 什么在耗费了巨额资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之后还是不 能获得国际上的肯定?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虽然同样 是武侠电影,但《卧虎藏龙》是以东方人的方式讲自己 的故事给西方人,这种讲述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的那种迎 合西方口味的媚俗心态。北京大学的王一川教授就曾批 评张艺谋的电影是典型的东方主义,即把东方的落后, 贫穷,丑的一面展现给西方人,企图从中获得些什么, 但这种暴露并没有引起西方影视界的认可,反而屡屡失 利。那么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化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鉴 于《卧虎藏龙》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展现本民族的传 统文化魅力是成功的关键。中国历史悠久,有着很深厚 的文化积淀,即使是在现代化的今天它也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用 自己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应该相信我们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的展示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西方的口味,更 不是商业炒作,而是要发挥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中国 的传统文化中值得挖掘的东西很多,如中国山水的悠远 深邃,中国音乐的五彩缤纷,将这些美好的东西展现给 世人,必定会形成一种文化的向心力,必定会吸引世人 的目光。我们要以开放的、有特色的、本土化的方式去 向世人介绍我们的文化,这才是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化的 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孔智光·中国古典美学研究〔M〕·济南:山东大 学出版社, 2002· 〔2〕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3·

6. 中国电影史 论文

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理论与方法
新世纪之交，值电影跨越百年之机，主要依附于学府
机构的美英电影研究界也对1960—1970年代以来逐步确立
自身合法地位的电影研究学科进行了反思。在这场不乏前瞻
性的反思中，首先受到质疑的是1970年代以来流行于电影
学科的以符号学、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欧陆
学说为基础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大卫·波德维
尔（David Bordwell）、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编
辑出版的《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和克里斯汀·葛兰希
尔（Christine Gledhill）、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
主编的《重构电影研究》是“宏大理论”批判的集成，两书
不仅对欧陆理论和以其为基础形成的学术套语讥锋犀利，而
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近年来美英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
（historical turn）趋势，亦即电影史和电影史写作逐渐从“宏
大理论”的荫佑下浮出，重新成为众多电影学者讨论和研
究的重点。（1）2004年，伴随美英规模最大的学科组织“电
影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inema Studies）应映情势的变
化更名为“电影与媒体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inema&
Media Studies），学会季刊《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
也在春季号和秋季号的“焦点”（In Focus）专栏汇集了一批
有影响的电影学者，就电影学科在美英的发展状况和电影研
究的“历史转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
换一种角度看，电影后百年时期美英电影学界的这种
历史转向或许也反映了更广泛意义的“范式转型”（paradigm
shift）。如果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哲学
基础上提出的范式转型必须以现存范式的危机为条件的话，
那么，电影后百年时期的“危机”不仅反映在宏大理论面对
日益丰富复杂的电影创作实践逐渐显现了阐释的僵化和教
条，而且也体现在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成熟迫使电影学者重新
思考一系列形成于胶片电影制作、发行、放映（接受）基础上
的观念和理论。仅以文本为例。从其脱胎自传统人文、社会
科学而自成独立学科起，电影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胶片为介质、
以放映机投射到银幕上、在暗黑剧院里群体观看的电影文本。
但是，这一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却因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被
边缘化了。传统电影文本不仅会因数字化而改变形态（如字
幕、版本、画面纵横比、色彩明暗和声音，乃至镜头和叙事
的互动变化等），更会因为数字化所带来的展示平台和观看
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异。换言之，后百年时期电影学科的最
大“危机”恐怕是传统研究对象的消失：文本在哪里？哪一
个是文本？哪一种语境下的文本？
范式转型带动了历史的思考。在“历史转向”的大语
境下，关于早期电影及其历史的讨论和写作成了很多学者共
同的旨趣。不过，后百年时期对早期电影的关注，无论在问
题提出还是在历史思考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除了
对档案材料和第一手资料重要意义的强调、并以此凸现与重
理论轻资料的“宏大理论”派的区别外，“早期电影热”中
提出的很多问题，明显得益于此前电影研究的理论洗礼，并
（1）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编《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Post-Theory: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克里斯汀·葛兰希尔（Christine
Gledhill）、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编《重构电影研究》（Reinventing
Film Studies），Hodder Arnold出版社2000年版。
（2）详情可参阅美国《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第43卷第3期（2004
年春）和第44卷第1期（2004年秋）。

7. 介绍一下中国的电影发展史

1963年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历史于一刹 寻大道于一生

《中国电影发展史》迄今还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并且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电影作为学术的重量。几位著者为之倾尽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间遭遇牢狱之灾，这些已经沉寂的传奇故事最终成为我们眼中一个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事件而显影。时隔40余年，也许此刻我们已经能够具备足够的冷静和客观，来看待这部经历了历史沉浮，和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及中国电影人紧密联系的著作。

在历史的荒原中失落想象的翅膀

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来说，1966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之前，中国电影曾经的辉煌尚有据可查，这一年之后，历史便只能在想象中进行了。这年7月，一场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浩劫。陈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说：（当时，）被诬指为大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已经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紧接着，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车上，应该装着1913年的《庄子试妻》，1920年的《春香闹学》，说不定还有1905年的《定军山》；应该有18集的《火烧红莲寺》，13集的《荒江女侠》，6集的《啼笑因缘》；应该有更多的张石川，更多的张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云珠……那些车里胡乱堆着的电影画刊上，中国电影正在自顾自地热闹着……

那才是程季华、李少白们的宝贝，和这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比起来，这些宝贝是活着的历史，是随时可以说话的历史，是他们辛苦十数年的真正成就。对于长期困扰于路线之争的中国电影来说，后世因为它们有了重新评价的可能。它们的失落，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的失落。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附录的影片目录来想象历史。这目录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为19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保留这样一份完整的目录便已是功德无量了。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庞大电影目录，任何研究者无法不叹为观止。

仅仅按照这个目录上所列，从1905年到1937年，中国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证的电影（只包含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不含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产量约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间，中国每年的故事片产量达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营公司的产品。在1925年前后，中国有175家影业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于50家。即使和当今中国比起来，民营电影在当时的兴盛也是惊人的。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得以重新理解程季华、李少白们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经过一次纷繁芜杂的拼图游戏，一具绣像终于在背景上隐现，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具有时代特色的言说方式，目录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廓依然清晰。但是也仅仅是轮廓而已。因为失落了那些在卡车上自顾自热闹着的图景，历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径。我们的想象在轮廓上滑过，重新跌入无法起飞的泥底。

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远见卓识的一项决断

自1950年起，我着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历史的研究，这个动议最早是由陈波儿提出的，她创办了培养演员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并提出应该开设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她决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来整理和收集电影资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1950年前苏联的《大网络全书》（第二版）需要“中国电影”的条目，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波儿，我协助她收集并初步整理相关史料，大约一万多字。后来该书出版后，发现这个“中国电影”的条目被删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错误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这篇文章其实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论文。

“写作大纲”出炉

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当时有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还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电影艺术》前身）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

到了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总结，于是起草了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后来在当时羊市大街的“影协”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和“影协”主席蔡楚生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他们给予肯定，于是这份“大纲”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

8. 求一篇中国电影史的论文。

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



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

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第一个产业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第二个产业时期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