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微电影剧本

⑴ 急急急急急急！跪求土地改革历史剧剧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婚姻法等宣传，县文化部门组织创作《光荣之家》、《寡妇翻身》、《互助变了样》等表现生活的剧本40多本和《美帝暴行》、《新旧婚姻对比》等评话书帽(序头)，在各乡镇宣传演出。此期间，由县组织创作的福建省第一本反映农村生产题材的大型现代闽剧《红橘记》，在全县演出获得成功，后经省文联作家改编成话剧《种橘的人们》和电影《闽江橘子红》，推向全国。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陈春生创作《九命沉冤》、《一字千金》、《小小牛司令》、《罗汉钱》、《赤水岩》、《凤窝巨变》、《邹金财入社》等现代评话。县业余作者创作的闽剧小戏《双轮双铧犁》、《手巾换钢笔》等参加省文艺会演。
20世纪60年代，剧本、话本创作活跃，收获颇丰。闽剧小戏《回娘家》、《过年》、《探亲路上》、《锄稻根》、《八面红旗迎风飘》等均在地区或省会演中获奖。独幕话剧《育种人》、《小事不小》、《站在一条道上》，均在地区以上刊物发表或出专集发行，其中《育种人》被收入《华东独幕话剧选》。由县闽剧团作者杨基、方予等创作的大型现代闽剧《虎山行》，参加省第三届戏曲汇演，受到好评，被专家誉为福建的《朝阳沟》。陈春生口述、黄宗沂整理的现代评话《王秀珍》，由省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
20世纪70年代，县闽剧团创作有影响的2本大型闽剧，一是集体创作，杨基、刘世今、游凯执笔的闽剧现代戏《东海战歌》，1975年5月赴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一是杨基、张英惠创作的新编近代史剧《五虎口》，1979年10月参加省文化局在福州举行的国庆30周年创作剧目调演。黄宗沂、李友清记录整理的《陈春生评话选》，也由福建省曲艺家协会出版专辑。业余创作中，在省、市有影响的作品小戏有《队长一家》、《一株稻穗》、《新老队长》、《新来的嫂子》、《二个队长》、《丰收新曲》、《瓜园红哨》，评话有《阵地烈火》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戏剧创作上较有成就的有：张英惠创作的儿童剧《长胡子的青蛙》参加全国会演并获奖；话剧《妻子》，获福建省第十五届戏剧会演优秀创作奖；戏曲《午夜梦回》，在“榕城杯”全国戏曲剧本征文大赛中获优秀剧本奖；现代戏曲《大小夫人》与人合作改编成同名电影，获第十五届卡布洛沃国际讽刺喜剧节荣誉奖；1992年他与杨基合作创作的8集电视剧《马江之战》，在中央、省电视台播放后，送美国纽约、旧金山播放。洪可人创作大型方言喜剧《红白喜事》，获1984年福建省“演出百场万元奖”；讽刺喜剧《鱼·肉·乡里》，获福州市国庆35周年戏剧调演剧本二等奖；闽剧《贻顺哥戴高帽》(与人合作)获福州市第十四届戏剧会演剧本一等奖；小品《呼唤》、《红色》，分获华东地区第四届戏剧小品大赛特等奖、一等奖。黄宗沂创作现代闽剧《铁莲花》(与陈元挺合作)获省创作奖；小闽剧《铁公鸡请酒》获省创作二等奖；《人约黄昏后》获市创作二等奖。周平的小话剧《锁》参加市会演获创作一等奖。林高在创作的小闽剧《龙眼树下》、《单脚蛏》均获市创作一等奖。杨基的《偷福穗》获市创作剧目会演剧本二等奖。
评话曲本创作方面，黄宗沂的《考验》1980年获全国创作奖；《五县寨风情》(入选福州现代评话选)1988年获省最佳创作奖；《白水壮歌》、《铁公鸡放炮》均获市创作一等奖。洪可人的《撞车记》，获省首届民间评话大赛最佳创作奖；《五龙村恩仇记》获省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曲艺会演创作奖。李友清的《痛说革命家史》参加全国曲艺会演，《金不换》获市创作一等奖、省创作三等奖。林高的《弃婴记》在市评话书帽会演中获一等奖。此时期，全县发掘、整理、创作的评话书目达135本，参加市级以上会(调)演或比赛15次，有16本获奖。

表34-11950年以来主要文学作品选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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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姓名

代表作品

体裁

发表
年份

发表报刊或
出版单位

附注

王
植
伦

海帅沉浮录

小说

1986

福州晚报

获1986年全国报纸连载评比金奖

澳门掠影

散文

1987

福建地图出版社

萨镇冰

传记

1988

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海怒涛

小说

1990

福州晚报

黄性贤传

传记

1991

马来西亚吉隆坡立成所务公司

林白水

传记

1992

福建教育出版社

魂系青山白水间

散文

1991

福州晚报

左海语丝

杂文

福州文化生活报社

福州

1982

旅游出版社

陈
元
麟

双连杯

歌舞剧

1981

省首届歌舞剧调演优秀奖，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创作团结奖

草原一号

报告文学

1988

“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

我们看海去

散文集

1991

鹭江出版社

寻找自己

随笔集

张
英
惠

长胡子的青蛙

儿童剧

1983

福建戏剧

参加全国儿童剧会演

妻子

话剧

1984

福建戏剧

福建省第十五届戏剧会演优秀创作奖

大小夫人

讽刺喜剧

1987

与人合作改编成同名电影获第十一届小百花优秀故事片奖；第十五届卡布洛沃国际讽刺喜剧节荣誉奖

马江之战

电视剧

1992

(与人合作)，在中央台播放并送纽约、旧金山播放

洪
可
人

红白喜事

方言喜剧

1984

获福建省演出百场万元奖

鱼肉乡里

讽刺喜剧

1984

获福州市现代戏调演剧本二等奖

撞车记

评话

1988

获福建省首届民间评话大奖赛最佳创作奖

五龙村恩仇记

小说

1988

福建通俗文艺

贻顺哥戴高帽

戏曲

1986

获福州市第十四届戏剧会演剧本一等奖(与人合作)

呼唤

戏曲小品

获华东地区第四届戏剧小品大赛特等奖

红包

小品

获华东地区第四届戏剧小品大赛一等奖

海局长及其一家

话剧

1983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
春
生

王秀珍

评话

1965

福建人民出版社

黄宗沂整理

陈春生评话选

评话

1981

福建曲艺分会

黄宗沂李友清整理

瑞云痛史

评话

1986

中国曲艺出版社

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

虾米弟

评话

1986

中国曲艺出版社

杨

基

虎山行

闽剧

1964

参加福建省第三届现代戏汇演(与人合作)

东海战歌

闽剧

1975

参加全国戏剧调演(集体创作)

五虎口

闽剧

1979

(与人合作)获省庆祝建国30周年调演创作三等奖

偷稻穗

闽剧

1982

获市创作剧目会演创作二等奖

黄
宗
沂

育种人

话剧

1964

华东独幕话剧选

站在一道上

话剧

1964

参加福建省业余独幕话剧会演

考验

评话

1980

福建通俗文艺

获1986年全国新书目调演创作奖

猎人借宿

闽剧

1986

获福州市普法宣传文艺调演创作二等奖

五县寨风情

评话

1988

福州现代评话选

获福建省最佳创作奖

铁莲花

闽剧

1991

福建戏剧

(与人合作)获福建省创作奖

林

岚

再见

小说

1983

福建文学

什么时候才能成人

小说

1984

文学青年

坡地

小说

1986

福建文学

好好爱我

小说

1987

奔流

茫茫人海你像谁

散文

1988

福建青年

驾起方舟

报告文学

1991

文明建设

真情流淌

报告文学

1992

文明建设

咖啡色的故事

小说

1993

海峡

温
济
清

雾茫茫

小说

1982

福建文学

把关

小说

1983

萌芽月刊

两情若是长久时

小说

1983

春风月刊

小草

小说

1985

福州《榕花》

快乐的女工

小说

1986

福建日报

春蚕

散文

1987

厦门日报

艄公

散文

1985

福州晚报

甜蜜的事业

报告文学

1988

北方文学

林
高
在

龙眼树下

话剧

1982

福建人民出版社

单脚蛏

话剧

1983

福建通俗文艺

弃婴记

评话

1984

获福州市书帽会演一等奖

李
友
清

痛说革命家史

评话

1975

参加全国曲艺会演

追贤记

评话

1989

获福州第十四届曲艺会演二等奖

金不换

评话

获福建省创作二等奖

真情假意

评话

获福州市创作三等奖

徐木林

双轮双铧犁

闽剧

1953

参加福建省民间小戏会演

刘宜梅
(执笔)

红橘记

闽剧

1954

(集体创作)后被改编成电影《闽江橘子红》

苏俊人

过年

闽剧

1961

福建群众演唱

林端生

小事不小

话剧

1965

福建人民出版社

周平

锁

话剧

1985

全国校园剧会演剧本三等奖

⑵ 谁能提供关于土地改革方面的剧本

关于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性质问题：

（1）必要性：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拥有3亿人口的新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不仅使广大雇农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也严重地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为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了使广大雇农从地主阶级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党早已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这不仅为我们开展全国范围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而且其调动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积极性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要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也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2）实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实际上是进一步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及作用，结合建国初期的国情，夺取政权需要农民的支持，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更需要农民的支持。而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还有3亿多人口未进行土地改革，因此，土地改革这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引用毛泽东著作原文——“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土地改革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⑶ 求中国土地改革话剧

赵树理的有很多，龙须沟也行

⑷ 关于中国解放后土地改革的故事

"搭车"解放

性别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享有"初夜权"，性交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与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从中国的"三从四德"、"贞洁"、"缠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成为了男人单纯的的附属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而家庭则成为了社会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家庭"成为"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都是将社会分解到"家庭"。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宣称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男权家庭。

由于家庭是压迫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为了人类历史解放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经济解放则构成了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础。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关社会解放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说，社会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解放"。在现代开幕的那个时刻，"出走"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庄严意义。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从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五四"女儿们"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作为被交换的物品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交往和妥协的礼物。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物品，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红楼梦》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附属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故事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大故事。"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最终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妇女解放不过是民族解放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了"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一句话，20世纪，中国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迫从"家庭"解放妇女的。简单地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就是，妇女在"国家"的需要、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为了"救亡"，"国家"被迫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同男人一道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象征意义。在国民革命中，同样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所叙述的故事那样，妇女通过从军，通过"成为男人"而获得"解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作出的让步，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从家庭将妇女解放出来去保卫国家。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分享了从前为男性垄断的权利。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预言，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们的"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妇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所谓"解放"，最终不过是通过打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束缚，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制造了女性的"身体"。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妇女由被封建权力禁锢和打上了封建礼教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作为商品的"身体"。田汉30年代的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电影《丽人行》描写了"娜位走后"的命运。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在《倾城之恋》等作品中，以反传奇的风格叙述了女性身体的现代命运。

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起源并且附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一种"搭车"的解放。总而言之，妇女的解放是有条件的。妇女的解放被归属于更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她们是被解放的，是因为另外的历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获得了"解放"。由于妇女对中国革命的广泛参与，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改变了妇女在"革命的中国"的地位。因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搭车"解放，所以，在中国现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需要全面社会动员的时候，男权社会被迫向妇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中国的妇女透支了大量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的解放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使男权在妥协性的社会环境崩溃之后卷土重来，从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淫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淫和卖淫，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淫和卖淫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淫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淫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淫。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⑸ 关于土地改革的小故事

《老农民》土地改革故事：

1948年，北方农村的一场土地革命引发了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故事。黄河北岸的麦香村，生活着一群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安身立命的农民。

长工家的儿子牛大胆，地主少爷马仁礼，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一夜之间颠倒了位置。农民当家做主、扬眉吐气把歌唱，地主点头哈腰、夹着尾巴做人接受改造，牛大胆和马仁礼明里暗里互不低头，相互斗法。

牛大胆深爱着“仇人”的闺女杨灯儿，却娶了马仁礼的未婚妻乔月；马仁礼打断了牙齿往肚里咽，人前还得小心翼翼赔笑脸，日子过得憋屈窝囊。

(5)土地改革微电影剧本扩展阅读

回顾历史，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农民个人私有制、50年代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家庭联产承包制将承包经营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但承包经营权归农民，两权分离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农民虽然承包土地，但负责经营土地的往往另有他人，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赵阳介绍，从2014年6月全国数据来看，全国流转耕地面积3.8亿亩，占全部承包地的28.8%。

其中，出租和转包方式（非自耕农方式）占78.6%，完全转让承包权方式占6%，再次转让方式占3.2%，即是说实际上三权分离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状态，经营权不在承包者手里这种现象占比较大，涉及大概26%左右的农户，三权分离现象已经客观存在。

⑹ 改革强军微电影剧本

宗旨应该乐观积极未满怀希望毕业独自外面拼搏阵（都干）自费力讨论努力终遭排挤屡受挫折自漂亮友富二代给抢走（主角站河边候应该伴岁月沧桑音乐表明饱受社磨砺并初尝百态辛酸）恋家
我觉于类片剧本应该比我编我实没啥面思路我觉我写些都特别牵强我希望我所说宗旨能够让满意希望能够采纳
我更希望能够做部关梦精彩电视剧我非期待.
所畅想梦纯粹扯淡拿义勇军进行曲说唱句违；跟田汉道理我比喻贴切：虽说违候毕竟已经万众追求自由代；虽点扯淡现毕竟已经改革放步入轨35

⑺ 讲述土地改革历史的影片

《暴风骤雨》暴风骤雨 （1961年谢铁骊执导电影）

⑻ 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讲述了什么内容

土地革命在我看来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很成功地完成了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能史无前例地快速从封建社会跨步到社会主义社会
“地主富农”的田地农具都是靠自己或父辈的勤劳和智慧积攒下来的，而土地革命后被分到了那些贫下中农手中最后大部分被荒废掉了，后面又慢慢被那些以前的“地主富农”给回购去。这么看来，所获资源和所具有的品质是相匹配的，强行夺来，平等分配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该做法的好处在于团结了“广大群众”。团结了“广大群众”才能打破既定的社会结构，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⑼ 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作品有哪些这些作品的简介是什么

《暴风骤雨》作者周立波，完成于1948年。 这是一部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生动地描写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反革命武装进行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篇作品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作品主要人物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 小说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的上、下卷分别讲述的是土改初期“三斗韩老六”，土改后期复查和深入“砍挖”(即“砍大树，挖财宝”运动)的过程。元茂屯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召开的第一次贫雇农大会“意外失败”，“斗争大肚子”的倡议仅仅得到了少数贫雇农底气不足的“赞成”和满腹疑惑的回应，问题就出在未能有效“发动”群众上。第一次斗争韩老六，真正“发动”起来上台控诉的只有赵玉林一人，“斗争”对于元茂屯的男女老少来说，只是感到像奇，或乐意，或发愁，或犯疑，或观望。斗争会也就在这种未经充分“发动”的复杂的群体心态的影响下，难以形成理想的。两个对立的阵营的紧张空气”，最终以闹剧式的“情绪缓和”而结束。第二次斗争会虽然是在经过对郭全海、白玉山、老田头等人的成功“发动”，并正式成立了“农工联合会”之后召开的，但韩老六的几句陈情和检讨，就让“斗争的情绪，又往下降”，以致出现了“人家就是地多嘛，叫他献了地，别的就不用多问了”的议论。好不容易由老田头的血泪控诉所激起的群情愤慨，也被韩老六的几滴鼻血所轻而易举地冲淡了。成功斗垮韩老六的第三次斗争会，除了工作队继续“发动”所见的成效之外，一个关键因素却是“韩老六鞭打小猪倌”而激起了民愤，是被斗争者弄巧成拙地将本来温和的斗争气氛激化为愤怒的烈火，是恶霸地主的现行犯罪行为将群众“发动”起来了。 小说下卷主要讲述的带有复查和整顿性质的“煮夹生饭”的过程，也是土改运动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环节。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重新夺回被坏人篡夺了的农会大权。在失去了工作队这个“发动”的引擎之后，原农会领导人郭全海们立刻露出了“被发动”者的茫然、被动的角色本相，他们实在没有任何主动意识和能力去守卫土改成果，更不要说开辟新的局面了。其次是进一步发起“砍挖运动”。与前期土改斗争不同的是，现在的斗争重点对象已不是恶霸地主韩老六式的“坏根”，而是吃斋念佛、“修来世”不离口的杜善人和舍命不舍财而又胆小的唐抓子之类的“坏须”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者丁玲。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作者以顾涌的出现为全书开头，并且选择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十分敏感；与此同时，他又和农村各阶层保有密切复杂的联系；而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也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并系到土改运动能否顺利开展(作者原想表现工作组在这一问题上发生的偏差，后因写作计划改变而未能在现有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者让顾涌最早出现还有一个用意，即通过他替亲家转移胶皮轮车，一开始就烘染出当时的政治气氛——蒋介石反动派正要向解放区进犯，土改斗争是在十分复杂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顾涌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写了顾涌回到暖水屯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写这一人物，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张裕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他们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对于张裕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他虽然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便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干部中有号召力，在村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张裕民一样从小受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和钱文忠的侄女黑妮的关系，他在斗争中也有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但他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和广大群众一道，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和张裕民都象质地纯朴的玉，虽有瑕疵，终掩不住本身的光辉。至于恶霸地主钱文贵，如果作为一个丰富的典型形象来要求，他的个性显得还不够突出，然而实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却自有其独到之处。从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样奸诈狡猾地抗拒土改斗争的。作者突出了钱文贵的谋略见识：土改之前就让儿子钱义去参军，土改时又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他伙
同白娘娘、任国忠搞迷信，播谣言，利用女婿张正典欺压贫农，妄图转移斗争目标；就在被押上台斗争时，开始还故作镇静，想用“威严”的目光压制农民的控诉。他无恶不作，一手遮天，的确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没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没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当。除钱文贵外，作者还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特点的地主：胆小绝望的李子俊，凶险厉害的江世荣，对农民恨得咬牙切齿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写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开始她装得百依百顺，想以此软化欺骗前来清算她家的贫雇农们；当这一着失灵时，虽然表面上还要强装笑脸，内心却恶毒咒骂斗争她的农民——特别是她在果树园中的心理活动，把一个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阴暗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和个性的人物。

⑽ 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影视剧,以及土地改革的影片,你看过哪些

1、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开国大典》、《渡江侦察记》等。
2、土地革命时期:《风雪大别山》、《暴风中的雄鹰》、《永不消失的电波》、《大渡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