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美丽人生的影评，从拍摄手法，镜头语言等专业角度
《美丽人生》--伟大的父爱
本片由意大利国宝级导演罗伯特贝尼尼自编自导自演，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和爱情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感人肺腑。该片曾获得嘎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多部大奖。是值得各位收藏的一部佳作。
乐观开朗的犹太青年圭多和朋友驾车来到城里，途中邂逅了美丽的女教师多拉，两人互生情愫。几经磨难，两人结为夫妻。但好景不长，就在他们的儿子生日那天，圭多和儿子被强行带到了纳粹集中营，原因是他们是犹太人。多拉没有犹太血统，但为了和丈夫儿子在一起，也登上了通往集中营的火车。在集中营里他们被分开关押。圭多为了不让儿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就“欺骗”他说这是为他的生日而举办的一场游戏，游戏规则是不能哭不能闹不能想妈妈，率先得到1000个积分的孩子就可以得到一辆真坦克，儿子信以为真。圭多还要想方设法向妻子报平安。最终圭多为了儿子的安危，自己惨死在德军的枪口之下。
反映二战时期的影片有很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过多地渲染死亡和血腥。但这些在这部影片中没有直接体现，而代替它的是更多的欢笑和泪水。首先圭多是一个勇敢的男人，他喜欢上了多拉，就勇敢地去追求，不论路途有多么的崎岖，最终他做到了。其次圭多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当他们在集中营的时候，圭多一刻也没有忘记呵护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忘记和妻子取得联系。在他心中亲情和爱情就是他的全部生命，所以最后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全儿子，由此可见父爱的伟大。影片中有几处场景值得一提：首先是圭多冒充视察人员来到多拉的学校跳“脱衣舞”的滑稽场景，这一幕是为了引起多拉的注意，从而体现圭多是一个既勇敢又富有幽默感的男人。其次是圭多在被处死之前向藏在铁窗中的儿子摆出小丑般的走路姿势，这是为了不让儿子害怕，并且快乐的走向死亡，体现了伟大的父爱。最后是儿子和母亲相聚，对母亲说:''我们赢了，我们得到了1000分，我们赢了。”这是最为伤感的一幕，我们为圭多的牺牲而伤心，为孩子的心灵没有受到伤害而感动，圭多死得值得。影片告诉我们痛苦只是暂时的，唯有乐观的人们才能得到美丽的人生。
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珍爱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好父亲，那么这部影片你一定要看。
父与子的生死游戏 ：《美丽人生》
—— 银幕视觉经典 ：《美丽人生》
编剧：温琴佐 切拉米 罗贝尔托 贝尼尼
导演：罗贝尔托 贝尼尼
摄影：托尼诺 德利 科利
音乐：尼科拉 皮奥瓦尼
主演：罗贝尔托 贝尼尼 尼科雷塔 布拉斯基 焦尔焦-坎塔里尼
出品：意大利梅兰坡电影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发行
译制：上海电影译制厂
实在的说，在看到这部《美丽人生》之前，对喜剧类型的艺术电影，总是怀有些许微词的。而且再说这部《美丽人生》又是反映与描写大战期间纳粹暴行的片子，所以总能想到 ，一个专事喜剧创作的西方电影人罗伯托•贝尼尼，能够拍得过大导演史蒂芬 斯彼尔伯格彻底悲情的《辛德勒名单》吗？能拍得过罗曼斯基完全悲怆的《钢琴师》吗？我比较怀疑，恐怕罗伯托•贝尼尼连鬼才导演法斯宾德的反纳粹名片《莉莉 玛莲》的一半深度，也不会有吧？不是搞笑，是说深度。没有看过罗伯托•贝尼尼的这部《美丽人生》以前，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再加上，那些战争本身就是残酷和悲烈的，仿佛根本不有什么喜剧可言。这一点常识老幼皆知。记得有位大的影评家说过 ：喜剧本身常常不能承载重磅眼泪 。这部《美丽人生》由意大利梅兰坡电影公司出品 。哦对了，看到的这个版本是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后来偶然一个机会，去看罗伯托•贝尼尼的另外一部影视片子，在场观者，好象无一不提及他的这一部《美丽人生》 。人们往往感叹这部影片的收获成果，说它前前后后获得了太多大奖，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戛纳影展评审团大奖在内的二十八项国际影坛大奖。还说《美丽人生》在戛纳电影节试映落幕之际 ，全体观众就地起立 ，舍泪鼓掌长达12分钟之久 …… 就这样感召下，我也终于，打算去认真看一看，这一部喜剧的《美丽人生》了。看《美丽人生》这一天 ，正好还是一个临近纪念人们共同父亲节的日子。影片《美丽人生》是由意大利艺坛所谓的“国宝级”人物罗贝尔托 贝贝尼自编自导自演的。表面上，在这里，贝贝尼拿了一种极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为大庭观众喜剧性地讲述了一个大战期间极为悲惨的三口之家的故事。特别认真的讲，《美丽人生》开片将近一半时刻，我仍然没有看到并且感受到，人们常常提及肺腑之痛 。反尔随着银幕故事，我总是笑口常开的样子 ，不时跌入在喜剧导演善常的连环搞笑的场景里面。
换一个视角说，也就是在《美丽人生》的前半部，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纳粹或者战争的悲剧色彩以及暴力疑点。也就是说，《美丽人生》至此一半，还属完完全全意大利人喜剧的味道。有人说，意大利人喜剧的味道，与他们地处的天然环境有关。甚至想到，意大利明星罗伯托•贝尼尼自费编导演的这《美丽人生》，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全世界都拍烂拍绝的影视题材。《美丽人生》故事背景是战争前的意大利某处一个小镇。逍遥乐天的犹太青年人基多有点混世味道，用了英雄救美女的一招，嘻嘻哈哈出现在银幕之上。基多特有女人缘，他在进大城市投靠开餐馆叔叔时，又有多次巧遇美丽女教师多拉的天作机会。真有一点天赐良缘的意思。《美丽人生》爱情场面有一些类同小学生誊印描红，动效拍得，实在象一些国产电影中的乏味爱情故事一样，平淡收敛，死水微谰。如果认可这样一句话：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那么导演贝贝尼的感情生活，大概理听应当是一帆风顺的。电影正如观众所料那般 ，热烈追求，花言巧语，弃富奔贫，情人们随天从愿，而且不久，基多夫妇生活里面，发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约书亚 。
基多一家的幸福生活，这时候才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美丽人生》由喜渐悲。纳粹来了，生活不在喜剧。美丽的人生，加上了血腥。我们看到，《美丽人生》的电影故事进展五年之后，第二次大战爆发了，基多被迫带上小男孩约书亚，在刺刀威逼下登上了开往集中营的闷罐火车。妻子朵拉舍去求生之望，尾随家人一起，主动跟上基多和约书亚，来到残忍强暴，不堪血腥的犹太人集中营。这时候我发现 ，男主人公曾经一向开怀的那种大笑，不再显得由衷。这时候的基多，他挂在脸上的，是苦苦的笑。隐痛的苦笑。基多开始心事重重。基多为了保护自已可爱的孩子，不让他的小约书亚心受创伤，于是父亲仍然貌似开怀。基多总是骗自已的孩子说，我们在这个集中营的生活，只是暂时的，这只是玩一个挣分的游戏。这是一个挣够了一千分之后，我们就可以赢得一辆坦克车，并且获得人身自由的游戏。小孩子约书亚喜欢玩具坦克车，那是每一个孩子纯真深中的自觉天性。游戏是孩子的生活一角。
《美丽人生》中，游戏对于父亲，一方面是为了迎合亲儿子。另一上方面又是老爸的童心未泯。这是一个真实而又美丽的谎言。一个让人笑看又心痛的动情故事。这是父与子的生死游戏。《美丽人生》这种艺术情境的手法，显示了意大利民生开朗乐观的一面，并且影片随时随地用逗乐搞笑效果，神奇的将一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童活般故事搬上银幕，娓娓道来。基多用游戏的方式让小儿子的未泯童心不受任何伤害。天真好奇的儿子对父亲的话信以为真，他崇拜这个永远打不垮的乐天老爸。这个看似喜剧的父亲的心，是那么的神圣与高洁。悲情随着喜剧画面，渐入佳境。如果说，悲剧是把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看到《美丽人生》以后 ，我更加深入理解了悲剧的这一定义。后来以为，《美丽人生》是悲剧的，而不是喜剧的。《美丽人生》是借用了喜剧的基本原素，进行悲剧演生与铺排。喜剧只是《美丽人生》的一个善良外套。《美丽人生》的真正核心，应当是悲情的。是一种天哭的恸情。她还是大悲之中的人情呼唤。
影片《美丽人生》中间，父亲基多一点一滴都不愿意，让自已儿子幼小的心灵因战争苦难而异暗。基多害怕小约书亚的心灵从此蒙上悲惨阴影。于是导演尽量渴望，把《美丽人生》拍得童真再显，拍得实如温暖。在影片《美丽人生》当中，有这样两处场景，镜头表达的寓意非常。第一处场景，书店前的父子对话：小约书亚问父亲：为什么商店门上挂着犹太人与狗不准进入牌子？父亲回答说：我们开的书店就不挂这种牌子。小约书亚说：我们也挂一个。父亲说好，牌子写什么？小约书亚想了一下，拿格外的孩子气说 ：野蛮人和蜘蛛不许进书店。第二处场景 敌寇关押犹太人集中营里，放送的广播歌剧 ：在敌寇惨无人道的血腥集中营里，基多一面求生心切，另一方千方百计想和隔壁女监里的妻子取得联系，他渴望向多拉报一个信息，告诉多拉，这一边父子平安。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基多利用敌军广播喇叭，播放了多拉从前喜欢听的奥芬巴赫的歌剧。听见这动人乐声，多拉心里，明镜一样明白了，那边的父与子还活着。艰苦却乐观的活着。父与子，还有母亲，一家人，一边游戏着暗炎人生，一边艰难渡过每一天。
影片里，世界民族大解放来临前夜，纳粹准备逃走的时候，基多一反笑容，严肃冷静地将儿子藏在牢狱角落的一个铁柜里，并且千叮咛万嘱咐，不让约舒亚发出任何动静，也不要探头出来。直到完全天亮。接下来，忠诚的基多化妆女犯，又趁乱跑到女牢去找妻子多拉。不幸的是，可怜的基多被核枪实弹的纳粹发现。纳粹押送枪毙基多，经过的舒亚密藏的的小铁柜时，基多仍然还是装出一副乐观开朗的模样，甩开正步，显出惯常喜气，巴望着儿子走过去，同时暗暗示意儿子千万不要出来。再接下来，监牢大墙角落深处一声枪响，基多惨死在纳粹枪口之下。天终于放亮了，小约书亚小心从铁柜里爬出来，他站在空荡荡的牢狱大院子里，杳无一影。这个时候，一辆标记五角星的真坦克车出现在约书亚面前。小约书亚爬了上去，红军坦克隆隆地开去。直到重逢母亲。小约舒亚和父亲母亲一起，肩并肩挨过饥饿，熬度恐惧，忍爱寂寞，并且战胜了黑暗，赢得了一千分，收到了爸爸许诺给他的礼物。那是一辆真正的坦克车。
这是献给孩子的礼物 。是父与子的生死游戏的礼物。直到影片《美丽人生》一片终了时刻，我看着小约书亚乘着红军坦克远远开去，路上孩子找到了他的妈妈，当小约书亚拥入爱母怀抱时候，我不禁站起身来，为了这个小男孩约书亚重见母亲，为了孩子收获到了这样一份人生大礼物，深深的致示敬意 。同时，也为了小约书亚的爸爸和妈妈们表示由衷敬意。向他们祝福。我为他们的美丽的人生用心鼓掌。用心泪流。我真的，为了他们在那一段暗黑生活中，苦苦挣扎中的惨痛每一天 ，安静地流下来眼泪 。掌声和眼泪，为了这一场电影里的纯真游戏 。一场父与子的生死游戏 。笑容与欣慰，为了电影里面这个美丽的人生。父与子的生死游戏。美丽的人生。
父与子的生死游戏。美丽的人生 …… 据说第一个提出父亲节建议的是华盛顿的约翰•布鲁斯•多德夫人。多德夫人的母亲早亡，其父独自一人承担起抚养教育孩子的重任，把他们全部培养成人。1909年多德夫人感念父亲养育之恩，准备为他举行庆祝活动，同时她想到所有的父亲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于是给当地一家教士协会写信，建议把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父亲节。1910年6月人们庆祝了第一个父亲节。当时凡是父亲已故的人们，都佩戴一朵白玫瑰，父亲在世的人们佩戴红玫瑰。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开始时父亲节的日期各不相同，而且有的地方用蒲公英作为父亲节的象征，有的地方则用衬有一片绿叶的白丁香作为父亲节的象征。直到1934年6月才统一规定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父亲节。后来全世界有多个国家通过仪式，用心和礼物来纪念父亲节。父与子的生死游戏。美丽的人生。
『贰』 优秀的战争片的内核都是反战吗
反战——也就是反对战争的前提，是对战争进行彻底的反思。
既然要反思，那就必须把战争的原因和性质给剖析清楚。
脱离了史观的、没有触及根源的反思和反对，就像一个跳过论证的结果，是盲目的，不值得称颂的。
现在很多“反战电影”，过多地聚焦于“被卷入战争”的草根主人公的悲惨命运，聚焦于毫无理性的血腥杀戮，仿佛战争是一头丧心病狂、不知节制的野兽，误闯人间，驱赶着善良无辜的人们去送死。
事实上，战争不是天灾，不是天谴，它是由人策划、由人发动、由人执行的，它处处体现出人的意志。
忽略掉这一点，片面强调人物的被动性，直接把战争片当成灾难片来拍，急于“把最美好的东西摧毁给你看”，是不负责任的。
更有甚者，以反战之名，试图呼唤人们跟犯有战争罪行的刽子手共情：你看，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是被蒙蔽被摧残的可怜人，你失去的只是全家老小，他们失去的可是宝贵的人性啊……
我的偶像毛尖老师，在当年《南京！南京！》上映后曾写了这样一篇影评，令我记忆尤新，因为在这篇文字里，她对这一类电影毫不客气地飚了脏话。
……这种生死两屈辱，我在看完电影《南京！南京！》后，感同身受了。妈的，南京大屠杀根本不是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嘛！陆大导演四两拨千斤地带着我们从哲学峰巅看待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刻：一方是战争，一方是人类，或具体点，日军加上中国人。所以，在一个辽阔的国际视野里，我们预设的感受应该是：像日本小军官那样，痛恨战争。
但我痛恨陆川。这小子太肯德基了，以为标一个1937，弄两段拉贝日记，就是历史了。不过，要只是肯德基，一个鸡腿也坏不了什么事，问题是这小子太汉奸，日本士兵都人模人样，不仅收获镜头意淫还得到音乐配合，说起来是用法西斯美学揭露战争中的人性，但造成的实际效果是赞美，与之相配合，中国孩子简直白痴，一个以为枪声是炮仗，一个逃命途中吹蒲公英玩。
不过，如果只是汉奸，陆川的危害也大不到哪儿去。抗战中，我们除掉了多少汉奸。不，他不光是汉奸，还是个人道主义者。就像姜老师可以站在崇高的位置请“你们”中的一百个女士去当慰安妇，最后又可以用英语请求日本小军官的成全，人道主义者陆川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年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安全位置，一边为唐先生洗刷了污点，一边为角川漂白了历史，而且，角川最后的台词， “活着比死更艰难”更是为所有活着的日本兵进行了哲学超度，可是，总要有人承担罪责或污
『叁』 论文达人进！求救！关于电影的毕业论文！
相关资料：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
电影节
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
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
纪录片
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
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
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
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
短片
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肆』 请推荐冷门好电影，自认为是影迷的进来交流。。。。。200分打底~不够再加
《梦之安魂曲》2000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导演的该片，改编自小胡伯特·塞尔比的小说，描述了一群人的奢瘾窘相——毒品、违禁药，咖（网络）啡因还有梦想。那些直抵人心的“凛冽”画面有着非一般的震撼力，你最好小心你的肠胃。本片唯一积极的影响，就是悲惨的结尾可以使其位列反对毒品的宣传之中。虽然影片中有很多激（网络）情戏的桥段，但是导演阿罗诺夫斯基可不单单是想让观众感到享受，他对角色内心执着的探求将影片的灵魂完全聚拢起来，然后，你就知道了什么叫震撼，极大的震撼，以至于难以再经历第二次。
《当风吹起的时候》1986
这个看上去温情脉脉的动画片讲述了一对农村夫妇的故事，他们为了躲避战争中即将发生的核爆炸，自己修建了一栋庇护所，但最终不知不觉地死于核辐射的毒害之下，最终从个人的层面上剖析了战争对于社会和人造成的损害。故事里的老爷爷接受ZF告诉他的一切，相信现在就是天下太平，怎么会有核辐射？根本看不见也闻不到的东西。就这样，在谎言之中一对老夫妇平静安详地度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既没有因为生死感到不安，也没有受到战火的牵连。其中最悲惨的一段，也许就该说是他们认为核战争本就跟二战没有什么区别了。以为二战的时候死不了，就能撑过任何一次的战争。
《黑暗中的舞者》2000
从1996年的《破浪而出》之后，导演拉斯·冯·提尔就完全放弃了类型片一贯的精细美好，那些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形式对于他来讲，甚至是难以忍受的。《破浪而出》《狗镇》《黑暗中的舞者》甚至还有那部并非十分成功的《曼德勒》，讲述的都是女性的故事，同为故事中主角的她们，都做出了有意义但没有好结果的选择。她们都希望去帮助别人，但因为身单力薄，总会被经济、性别还有情感等等的原因，最终将自己束缚。而她们周围的人，甚至都会难为她们，要其放弃自身的名誉或身份来接受那些卑微的恩惠。《黑暗中的舞者》与其它几部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出入，但由于比约克的出演使得本片的痛苦感尤为强烈。她将一个移民工厂女工的痛苦呻吟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步步讲述了她为儿子攒钱医治眼疾而自己却在迅速走向失明的命运。拉斯·冯·提尔按照剧本中每一个悲惨的情节点来规划故事的节奏，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最大化地将比约克的悲惨和善良传递出去。最终能够打动人心，也是因为很好地控制了每一个即将成真的希望都能在最绚烂之前的一瞬间化为乌有。但即便是充斥了悲惨的情节、令人心碎的音乐和比约克无可替代的表演，《黑暗中的舞者》仍旧可以被称为一部“美好的”电影。
《病者：鲍勃·弗拉纳根的生命与死亡，超级性受虐狂》1997
鲍勃·弗拉纳根43岁死于囊状纤维瘤，他是一位表演艺术家，但他的表演却全是关于施、受虐狂的展现，单就这一条就足够吓跑一大半的观众了。但他在科比·迪克这部纪录片中惊人的表演和因此给纪录片界带来的震撼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电影中，作为检验自己身体极限的一种方式，弗拉纳根经常用一些很极端的方法来试探疼痛的极限，甚至还会用针刺穿自己的阴（网络）茎。对于这样的电影，可能不会有太多人想看，更不要提再看上第二遍了，但此片仍旧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弗拉纳根本人的幽默感，并展现了他在遭遇伤病时期的果敢精神。
《切勿吞食》1997
加里·奥德曼曾经公开表示，他之所以会出演《空军一号》一类片中的狗屎角色，就是因为好莱坞的丰厚薪水能够让他有能力拍自己的电影。虽然时至今日，他自编自导的影片只有《切勿吞食》这一部，但却已经有了匹敌迈克·李的阴郁风采。和《不可撤消》一样，片中集中了毒品、强奸、暴力等等极端因素，但故事的发展靠的不是经典的“矛盾冲突”，而是由伦敦南部上班族的生活琐碎，瘾君子与酒鬼的生活状态杂乱拼凑在一起后慢慢完成的。其中充斥着多重口音，理解上也许会有困难，无论如何，情节让人如此筋疲力尽的电影相信不会有多少人会反复观看。
《永远的莉莉亚》2002
在《永远的莉莉亚》之前，导演兼编剧瑞典人鲁卡斯·穆迪森就拍摄了《同一屋檐下》，讲述了一群瑞典青年用混乱不堪的形式追寻自由的故事。而之后的《永远的莉莉亚》也无非是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延续着这样的故事，探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有奥莎娜·阿金什那的出色表演和努力向幸福靠近的主题音乐，《永远的莉莉亚》还是让观众看到了事情赋予希望的一面，但期间穿插的悲惨桥段在脑海中缓缓淡去时仍具有的杀伤力还是让人没有力量再看上第二遍。
《切肤之爱》1999
“再深，再深，再深，再深……”，惊悚大师三池崇史的电影有历数不尽的标志性桥段，《杀手阿一》《拜访者Q》都是追逐日本Cult电影的影迷必看的经典。但更早的《切肤之痛》仍被广泛认可为他最出色的作品，由角色本身性格特征导致的矛盾冲突不可抑止地接连上演，让人对一波波恐惧应接不暇。影片的前半部分可能会被误解为是一部质朴的情节剧，但随着男主角结识了年轻女子并轻言自己会一生一世爱她之后，事情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了。这个年轻的女人并不像她表面看上去那样单纯，反倒是内心病态至极，她想尽办法用各种方式折磨这个男人，其中就包括那个著名的狭长针头。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的诞生来自于导演对于社会批判的反思，将女性问题与性意味强烈的残忍举动关联了起来。
《圣女贞德受难记》1928
冯·提尔声称自己的电影很大程度上师承了同乡卡尔·西奥多·德莱叶，特别是他在《圣女贞德受难记》里面的静默风格。这部著名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女人为自己的信仰承受无止尽折磨最终死去的故事，而之所以说这部电影让人难以忍受，并不是因为里面展现了很多贞德受刑的场面，或是来自Maria Falconetti著名的夸张出演，而是每次镜头对准她的脸时，你所看到的那些清晰的伤口。这种强烈的情感扰动是导演一手制造的，他要求完全抵（网络）制最基础的电影规则，摄影师必须构建180度的空间视觉效果。不仅如此，他还可以混淆了电影中人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情感联系，将推动故事前进的冲突全部淹没。由此产生的迷茫和强烈的感情混合在一起，着实将观众推向了极度的精神考验之中。
送你一句话：别把自己的品位看得多高尚，你既然提出这么刻薄的要求补充，就不是真心热爱电影，你可以无视别人的回答，但是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冲着你的分数来的，好自为之吧